丝路上的旧史与……新史？(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8:11:15 东方早报 李公明 参加讨论
在该书的“序章”与“结论”部分，她的几点结论虽然似乎不如常见的研究结论那样坚实有力，但却是建立在综合性论述基础之上的明确认识。第一，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从货物和往来人数来看，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第3、297、300页）。第二，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古罗马与汉代中国之间的接触少得令人吃惊（24页）。第三，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因素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第3页）。第四，与贸易相比，“丝绸之路”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文化交流，而创造这种交流的主要群体是难民：“往来于丝路上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群是难民。一波一波的移民把技术从家乡带来，并在他们的新家运用这些技能。经常有人逃离家乡以躲避战争或者政治纷争，这意味着技术的流传有时向东有时向西。造纸和纺丝技术从中国向西传播的同时，制造玻璃的技术刚好进入中国。画师们也在丝路上活动，其家乡的样式和花纹因此随之传播。”（300页）第五，在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的是宗教传播，“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应该重视的是难民与统治者对待宗教传播的态度，不同族群的人们对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统治者即使可能会特别鼓励某种宗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第4页）。如果说关于丝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容易得到重视的话，关于丝路历史上宗教的自由交流与宽容、融合的论题则更为容易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在历史深处。 上述这些论题书中都曾展开论述。例如，库车出土的材料表明中国军队对丝路贸易有很大贡献，钱币、粮食、布匹随着军队流入该地区；军队撤走后，当地旅行者和小贩维持的小额贸易便重新开始（104页）。又如，吐鲁番的材料说明，“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141页）。这些研究和结论，在我看来远比封底推荐语和虚泛的媒体赞誉要重要得多。还有，韩森在本书开头就以一件记录发生在公元670年左右的一桩商人间的诉讼文书来考察整个丝路贸易的特点，所论述的重点并不在司法诉讼本身。但是对今天的“OBOR”热潮来说，司法制度的交流、接轨恐怕比遍地寻找商机更为重要。 有一个问题是，虽然作者对史料和某些学术观点的来源都有很详细的注释，并且在有些章节后或正文中都向曾给予帮助的学者或机构申谢，但是由于该书并没有按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表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作者本人的新贡献，因此对像我这样的门外读者来说，还是难以分辨书中的某些结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作者的学术贡献。比如，作者非常强调的丝路文书研究以及粟特人对丝路文化的巨大贡献等等，看起来还是应该比较集中、明确地对学术界的已有成果作出说明。另外，该书中译本的书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和索引，这都是有点遗憾的。在英文原著中，书末有“Art Credits”，列出书中图版的详细出处，其后还有全书索引，可惜的是中译本都删去了。 作者在有些细节上的论述还有些疏忽或值得推敲之处。例如在引用法国考古学家葛乐耐关于整个粟特艺术中没有一列商队的论述的时候，以片治肯特的发掘中发现城里的壁画上几乎没有商人形象以及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也是如此情况来作为说明（177页），其实关于粟特艺术中的商人题材问题，荣新江教授在去年一次讲座中有过肯定的论述，他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史君墓石椁上的线描图，下面的画面就是一个商队，因为画面很小，便用三四个人来表现商队的构成。他认为在中国发现的粟特首领墓葬里，几乎都有商队的场面；另一个例子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敦煌莫高窟四十五窟“胡商遇盗图”，他认为画面上的商人都是粟特人，他们的装扮和服饰都和安伽墓、史君墓那些粟特人一样，而且很典型（见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贸易网络》， http://www.aisixiang.com）。在韩森教授的书中，这两件作品都得到了论述，但是都没有提到粟特商人。关于史君墓石椁上的线描图，作者完全没有提到商旅，重点谈的是人马过桥的图景（188页）；而在第245页用的是莫高窟四十五窟“胡商遇盗图”的线描绘图，题为“丝路劫案”，说明文字中也没有说这些商人就是粟特商人。既然文物出版社的《北周史君墓》（杨军凯著，其中有“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专节） 在2014年1月已正式出版，那么在2015年的中文版里也是可以修订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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