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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他们见证了那段苦难的历史(2)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爱泼斯坦《人民之战》
    1944年5月31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来到延安,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均是考察团成员。这些记者在延安犹如沐浴了一股清风,看到了在国统区看不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图书。
    在爱泼斯坦所写的《人民之战》一书中,作者开宗明义,第一章以“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为标题,写道“当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并且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历史是开始了”。作者回顾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数次抗争,而这一次的觉醒与抗争显得尤为激烈,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作者写道,“它的曲调,它的字句,是从中国人民的心深处迸裂出来的,是从中国屈服时期的黑暗现实中爆发出来的”。这次的延安之行,爱泼斯坦成为将《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传唱到国外的第一人。作者在书中以比较浓重的笔墨介绍了北平郊区的一支游击队是如何发展、如何壮大起来的,作者感同身受地写道,“游击队是人民唯一的军队,没有了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它地位的重要,而要变成众人攻击的,无家可归的,希图侥幸的团体了”。这支游击队仅是华北地区众多游击队的一个缩影。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官员伊文斯·卡尔逊曾深入华北,对游击战争进行了调查。朱德告诉卡尔逊,有力的中国政权正在日本后方发生作用。卡尔逊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随同八路军生活了三个月,也曾经和游击部队一起行军一千多里,他告诉爱泼斯坦,“日本不能征服这样的民众。他们很像一个想填平大海的蠢蛋”。
    斯坦因在延安住了5个月,所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就是此行的成果。在延安,上至中共领袖,下至普通劳动者,斯坦因都有广泛接触,他对延安进行了详细考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采访毛泽东时,作者写道:“我们第一次会见,开始于下午三点钟,终结于夜间三点。我们在延安城外他的四孔窑洞中的接待室谈话。这是一个小的、高而圆顶的窑洞,白色粉刷,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不时地站起来,在窑洞中来回踱步,然后站住在我的身边,高大魁梧,他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同时缓慢地、系统地讲述着,加以安静的强调。”与中共领袖的面对面谈话,使他对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表现在书中就有了《新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劳动创造一切》《动员群众》《中共努力作战目击记》等章节。在“中共努力作战目击记”中,作者通过“美国军官在前线的见闻”“外国人的见证”“我是一个富绰的地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等内容,介绍了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对敌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者认为,日本人害怕中共不仅仅是因为“共军的顽强远非重庆军队所能及,还害怕人民与国民党的仇隙以及共产党企图由内部动摇国民党”。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日本害怕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勃脱兰的《华北前线》“战争的迫近”、阿特丽的《扬子前线》“日本侵华的目的”中都有同样的观点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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