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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画“天才”的“详密”之作(2)


    该书为张荫麟作全传,未仅局限于阐发张氏史著的内在理路,而能用学术史的眼光关心到时代思潮、政治取向等外援因素与史学的互渗影响,运用以下两者的辩证法:一面在“关系”、“网络”中探究人物命运,一面借由人物趋向探明“潮流”。作者提示我们,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迅速崭露头角,得助于在北平的粤籍学者,如辈分较高的梁启超、陈垣、伦明及新来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张荫麟固然是“学衡派中的书评健将”,不过与学衡派的关系却比表象要复杂得多,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张荫麟与乃师始终有一种“合作的紧张”,极耐寻味。
    该书辟“求职因缘与学界派分”专节讨论张荫麟由美回国求职,后来为何没有去成北大,也没去成史语所的问题,鄙意为全书最见精彩的部分。从觅职过程看,粤籍在京学者“颇为关心,且互相支持”,尤其容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为粤籍出身的作者对于“北平的粤籍学术网络”再三致意,且特别留心“南学”兴起的势头,想必别有会心处。
    关于张荫麟的通史编纂观及未能完卷的代表著作《中国史纲》,为学界关注最深。作者亦不吝笔墨,且见新意。如在梳理《中国史纲》写作过程时,着重还原张荫麟与清华同事兼好友吴晗的合作和矛盾。又通过铺陈张荫麟与钱穆的“歧见”,分析20世纪30年代通史纂修的一般理念及其约束条件。张荫麟素长于抽象理论思维,除了通史教科书的写作实践外,也有“通史原理”的全面总结,这方面最著名的文字便是《中国史纲·自序》。然作者发现张荫麟的理论探索并未以《自序》为满足,而是继续加以修订,成《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后以“遗著”形式(整理者谢幼伟)发表。《自序》中提出判断史实去取的五大标准,即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则多出一种“决定性的标准”,同时强调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厘清统贯“动的历史繁杂”的程序。张氏强调时间秩序“最原始”、“最粗浅”,但却是“最客观”、“最少问题的”,在此基础上,还应认识因果、循环、演化、矛盾发展、定向发展等五种“秩序”,其并无识见高下之分,而是“任何通史所当兼顾并容的”。
    从该书的叙事方法看,基本按照时间这一“最客观”、“最少问题的”顺序展开,完整叙述人物生平。这种办法的一个好处是畅达易懂,但相应的问题是容易割裂同主题的材料,如该书多次讨论到张荫麟的通史编纂,但被打散在各章,读者不免有复按之累。相对而言,该书第四章“宋史研究之建树”,大概是全书主题最为鲜明,论述也最集中的一章,执笔者曹家齐专攻宋史,故所作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作为一本史家评传,该书征引史料可谓不厌其细,对传主刻画和分析亦极具体,然在“评传”之“评”的部分,则表现得相当节制。作者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妨以其他学术人物的观察和评论来代替,或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这当然是对待“天才”相对保险的方法。不过,作为读者,我很感谢作者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的生平”,也期待“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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