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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文史资料的价值(2)


    当然,这些资料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发挥这些作用,首先取决于资料的可信、可靠程度。尽管政协征集文史资料以撰稿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依据,但这种具有回忆性质的资料,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记忆失误和缺失,或者选择性地追忆某些经历而省略及淡化某些信息,这就需要资料的征集和编辑人员对所征集到的资料进行严格的核查和鉴别。在这个过程中,史学的专业精神是不可缺少的。
    河南省政协这套文史资料的编纂者以这样一种精神对待征集到的资料,就是“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这就是史学的基本原则。阅读王志屏口述的《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经历和见闻》一文中写到蒋介石向卫士借两毛钱买糖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当时被关进杨虎城公馆,光喝白开水不吃饭。但他又嫌“水太寡,喝不下去”,就向卫士借“两毛钱买点儿糖”。后来,卫士从大厨房拿了一包足有10公斤的糖给蒋送去时,遭蒋大声呵斥:“借你两毛钱买糖,是私人关系。你拿这么多糖来干什么?公家的糖我不吃。拿走!拿走!”这里的语言既生动,又实在,即使我们从大义上把蒋看成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反面角色,但蒋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依然公私分明,仍令人肃然起敬。这个细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揭示了出来,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并且使叙述中的人物更符合真实。所谓忠于史实和秉笔直书,往往就是在一些细节的叙述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
    “允许多说并存”,则是史学专业精神的又一种表现。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昭示真相,如前所述,尽管文史资料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为依据,但其作为一种回忆性的、口述的史料,有些问题在所难免,还有不少问题则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澄清、证实,比如在回忆西安事变时,每个亲历者的说法不尽相同,那么,就不妨把它们作为一家之说先保存下来,再等待后来的史学家们去考订、辨识,所谓“真相”总是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说法不断碰撞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河南的文史资料把“允许多说并存”作为一个编纂原则,表明了编纂者的一种客观立场,也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政协在征集文史资料的过程中秉持上述专业精神,那么,这些资料的“存史”作用便在其中了。据说,政协文史资料的引用率很高,说明政协的这项工作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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