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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文史资料的价值(3)


    不过,文史资料“存史”的价值,可能超乎我们的认识。19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政治史在史学中的核心地位,文献档案被当作基本的史料而受到历史学者的追捧。不过,档案资料也有自身的局限,史料当然不能囿于档案文献。所以,回忆录、日记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辅助性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也得到谨慎的重视。这样,我们看到,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而言,“文史资料”的补充、辅助作用更明显一些。但是,20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起来,以非精英人物为主要对象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史学新领域先后兴起。在这些新领域,档案资料极少,历史学家反而更看重日记、书信、回忆录的史料价值。所以,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看,政协所编文史资料如果具有“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史料补充的话,那么,在新史学中,不少文史资料就不再是辅助和补充,而是一些基本史料,比如河南的这套文史资料关于“社会生活”的内容单列一卷,历史上的婚丧嫁娶、民风习俗、灾荒和救济等资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来说就是珍贵的史料。可见,从社会史或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观点来看,这套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恐怕比原来认识到的要更大一些。
    同样需要给以充分认识的还有这套文史资料的意义。编纂者说,这套资料“不仅是研究中原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河南、认识河南、宣传河南的独特窗口”。这样的自评当然也有道理。然而,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很多史料的价值其实是超越地方性的,比如关于河南人袁世凯在河南的活动的资料,就不仅仅是作为中原地区的史料了。所有具有民族国家意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地方发生的,那么,与此相关的史料,其价值和意义必然也超越地方性。
    要用两千字的篇幅来评述这套有两千万字的史料,这活具有挑战性。好在这套书渗透了专业的精神,我们很快就能认识它的价值,确切地说,它的史料价值可能比编纂者预期的还要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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