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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国反恐研究理论体系(2)


    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世界恐怖主义浪潮中,旨在追求本民族独立或政治经济权益的民族极端型恐怖主义也盛极一时,其中一些激进民族主义组织和团体把恐怖暴力活动作为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以极端偏激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目标。
    第三、表明国际反恐合作任重而道远。
    “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为世界各国探索和加强反恐合作提供了政治平台。《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的出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国际法的角度明确界定了“恐怖行为”内容与性质,对当代国际社会反恐合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公约》的推出,则在法律上将恐怖主义定性为一种威胁国际安全的反人类犯罪,首次提出了以国际刑法的形式审判和惩治国际恐怖分子的设想。这表明主权国家已逐步意识到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和合作,并开始在立法上超越主权国家的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的局限性,尝试通过国际条约赋予国际组织以普遍管辖权来协调国际反恐合作。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宗教矛盾日趋突出,恐怖主义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世界恐怖主义随之超越国界,从一国范围内逐渐演变为国际性恐怖主义,其危害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类型的恐怖袭击,成为国际社会难以遏制的毒瘤,甚至已产生了强烈的负面示范效应。单个国家已不可能有效控制恐怖袭击活动。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的博弈已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问题。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联手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美国“9·11”事件标志着国际
    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美国在“9·11”事件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确立全球反恐战略,组建国际反恐联盟,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刻作用于新世纪国际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世界也经历着“反恐强台风”与“恐怖黑旋风”的殊死较量。尽管国际社会以规模空前的广度、力度和深度持续推进反恐斗争与反恐合作,国际反恐事业成就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十余年来国际反恐斗争并未获得决定性胜利。
    更重要的是,十余年来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在逃避和抵御国际社会反恐高压的同时,显示出其具有极强的生存、休整、反弹的抗压能力,以及因势而动的变幻、调整、扩展的应变水平。也门、叙利亚、索马里和尼日利亚等国已成为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演练场和重灾区。
    当前,国际反恐斗争与国际恐怖势力的较量呈现激烈博弈的僵持态势,这既是由于作为滋育恐怖主义土壤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诸多根源性问题远未消除,也与国际社会反恐面临的矛盾与挑战密切相关。而且,美国的反恐战争呈“越反越恐”,恐怖主义活动非但没有被遏制,恐怖袭击更呈猖獗之势,表明国际反恐合作任重而道远,需要世界各国密切加强反恐合作,制定相应的反恐政策,加快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地遏制恐怖分子的生存空间,减少或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该书作者对恐怖主义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构筑中国学术界关于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加强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话语权。
    诚然,作者在该书中详尽地探讨和分析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但是,恐怖主义早已全球化。尽管我国尚未发生重大的恐怖主义事件,但恐怖主义已成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作者在该书中就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着墨不多,似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继续加以关注。同时,针对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问题,限于篇幅,作者也未深入展开,建议在后续的研究中就加强全球反恐法律机制及打击恐怖主义合作机制建设进一步探讨,加强对中国境内民族分裂主义理论的体系化研究,重点探讨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性,深入区分分裂主义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之间的异同,从而使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为中国提供更新、更全面的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本文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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