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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陕甘宁边区经济突围之谜(3)


    
    自给经济渡难关
    1940年至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一直以来,这个问题是海内外学术界争论比较多的话题。
    一种观点认为边区没有发展经济的基础,而是通过贩卖鸦片使其渡过了抗战时期的财政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共通过一系列新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包括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互助合作等,加强边区自身的经济建设,为中共渡过财政经济困难发挥了作用。
    《史料摘编》为研究中共在边区建立自给经济,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在第八编《生产自给》中,披露了大量的边区建立自给经济的文献,内容丰富而全面,其中大部分为未刊档案文献,如关于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政府各机关生产状况的调查,《边区政府一级机关学校农工运输商业调查表》等。
    还有关于八路军在生产自给中的调查与报告,如中央军委财经处的《概况报告》《留守部队的供给及生产》等。不仅可以看到边区党政军学等机关在生产自给中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状况,也反应出生产自给带来的绩效。如八路军359旅1942年经费的自给率为96.16%,服装的自给率83.76%,粮草的自给率10.28%;该旅1943年的粮草自给率就达到65%;1944年粮草实现了自给的目标。这些资料再现了八路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奋斗历程。
    由于档案资料开放不足,长期影响了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尤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史料摘编》是一部以未刊文献为基础的大型文献,该资料的公开出版,弥补了档案开放不足的弊端,既有利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利于深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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