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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邦:终年山野 稽古振今


    
    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60周年之际,负责该遗址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迎来了自己90华诞。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让石兴邦功成名就,此后,下川遗址、白家村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的清理发掘等一次次将他的事业推向辉煌。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的办公室,四周堆满书籍和资料,墙上挂着用了几十年的帆布包,桌上放着有些斑驳的搪瓷茶缸,老人坐在桌前,眉头眼角洋溢着从容的笑意。这位从事了六十余年考古工作的学界泰斗以他一贯的平和雅正,让每一个走近他的普通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亲近感。石兴邦说自己至今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上班族”,每日都带着对前贤精神的继承、对考古事业的挚爱工作着。      
    吃苦耐劳  叩访远古
    石兴邦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就不能理解历史进程,光靠道听途说、苦思冥想,甚至寄望于不期而遇是不能解决问题、做出学问的。田野考古对史料获得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田野考古和研究过程又要紧密结合。
    在山西下川遗址发掘的四年间,石兴邦最初住在一户老乡的“耳房”内,第二年住在老乡放置粮食、农具及杂物的楼上。一张简单的床,一张桌面不平的桌子,一个腿不稳的小方凳和一盏煤油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石兴邦每天坚持看书学习,写心得、写记录。
    人们往往用“意外发现”来概括1987年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的重见天日,对石兴邦来说,用“意料之中”更能代表考古工作的意义。当时,法门寺欲重建一座八角宝塔,石兴邦带队前去发掘清理,清理中发现了唐懿宗时期的地井盖。这一发现透露了可能有地宫存在,他们就此寻根溯源,进入地宫,找到玉石棺材,直至发现舍利。
    石兴邦这种寻根溯源、严谨缜密的科学精神与文化态度成为学界典范,他也是众多后辈口中的“好老师”。几十年来,石兴邦坚持和提倡提高田野工作质量,把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考古人员安排到田野一线去,通过典型示范性质的考古工地,把培养人才和完成学术课题两方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争做“社会活动家”  普及文保意识
    石兴邦说,考古挖掘事业如何处理与普通群众的关系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非学术”,实则是关系学者价值观和考古文保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问题。
    1955年秋,石兴邦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的指示,带队进行半坡遗址第二阶段发掘,他们采取开放的发掘方式,允许民众参观。在发掘进行到一半左右时,举行开放展览,参观的人可以进入发掘现场。发掘工作进行了两个月左右后,他们为已发现的文物,特别是墓葬出土文物举办了一个展览。
    “当时没有展架,我们就想办法在靠崖的墙下放了七八张桌子,把文物摆到上面;还将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墓葬用木板连同随葬品原封不动地取下来进行陈列,由三五个同学轮班看守并负责讲解。” 石兴邦说。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家都为之惊叹,再加上考古专业人员的讲解,文化普及与文物保护意识的传递效果更是不可想象。
    那场在一个月时间内吸引了约十万名群众参观的开放式发掘和展览,很快得到了群众情意款款的回报:他们开始自觉保护文物,自愿向国家奉献在自己家角落里搁着或在田间地头发现的那些“古董”,而令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唯一奖赏有时是一张照片或证书,有时就是来自考古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口头表扬。自那次展览之后,也总有农民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向他通报哪里有施工或耕种发现“宝贝”的消息。
    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石兴邦动容地说,考古学者决不能不分五谷、不问世事,如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埋头“挖泥娃娃”,而是要成为有责任担当意识和协调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唯有如此,才能取得群众信任、获得群众帮助。
    在近年来关于史前文化遗址保护的思考中,石兴邦认真研究了浙江湖州等地的经验后提出,如果我们将文化区中某些具有特征的遗存发掘好、研究好、利用好,向群众展示先民的历史文化生活,那么,古文化的魅力必将吸引更多的来客参观访问,使村落获得新的活力,这将为地方发展带来新的生机,群众也能享受到保护历史文化带来的利益,更加自觉进行文物保护。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