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偏向论解析西方文明扩张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0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张炜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伊尼斯的理论存在明显缺陷，即过分放大了传播媒介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影响，而未清晰呈现出媒介与社会其他因素相互联系的复杂逻辑结构。   当今世界是一个媒介多元化的世界，然而，不同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递的信息，无论从话语表述方式或内容侧重点等方面都差异显著，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大多是有组织力量（政府、经济团体、宗教组织等）借助不同媒介特性表达自身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知识、信息，从而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传播偏向论阐述的即是这一问题。 传播偏向论提出 传播偏向论是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一项经典学说。根据随技术变迁出现的各种媒介的不同特性，伊尼斯将媒介大致分为两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续的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其承载的文字具有长期性，但是不易运输、生产和使用。莎草纸轻巧，容易运输，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但其所承载的信息不利于保存。不同的传播媒介具有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的偏向，因而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亦即一种新媒介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其核心观点是知识垄断的兴衰与传播媒介相关，亦即不同的知识垄断倚重不同的媒介，或倚重宗教、非集中化和时间，或倚重武力、集中化和空间，因此知识垄断也将变化。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传播偏向论抓住了知识垄断与有组织力量之间关系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因而我们需要重视这一长期被世界史学者忽视的理论。就当下的世界史研究而言，其学术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一为其开创了“媒介—文明”阐释模式，二为其关注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相互平衡。 “媒介—文明”阐释模式 20世纪上半叶的不少学者都对文明问题情有独钟。伊尼斯在其学术生涯晚期，也对此问题投入了巨大精力。与汤因比的研究方式相似，他着力于对宏大模式的探讨。伊尼斯曾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但二者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伊尼斯把历史当作科学实验室，当作研究形态生命和性质的一整套受控的条件，与汤因比的常规叙述相隔千里。伊尼斯推出了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以探求历史的模式，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而这一方法的精髓就在于透过对不同媒介偏向性的认识，解读出各文明的特性。 如伊尼斯根据对古代两河流域传播材料性质的分析，指出苏美尔及其后文明特征的偏向。他认为，泥板文书使用的晒干泥板确保商务和私人函件不被篡改，并适宜长期使用。然而它笨重，不适合用作远距离的传播媒介，但有利于它在人口分散地区的长期保存。另外，楔形文字字体呈三角形，线条长短深浅不一，刻写复杂。书写需要长期训练，需要专门学校。而这些强调语法和数学的学校，又常与神庙有关。作为教育基础的书写受到僧侣的控制，所以书吏、教师和法官在一般的知识和判决中，都把宗教观点视为理所当然，因而有利于神庙组织的延续及宗教控制。 又如在659年至679年间（墨洛温王朝时期），莎草纸开始逐渐被羊皮纸取代。716年后，即加洛林王朝时期，莎草纸已荡然无存。用羊皮纸抄的《圣经》耐用，且易翻检，突出了《圣经》的厚重和权威。伊尼斯认为，正是羊皮纸书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占有了更大优势，适合非集中化的农业经济。此外，羊皮纸这种媒介适合隐修制度从埃及向欧洲传播，使以这种媒介为主导的文明通过修道制度而加强了知识垄断，为僧侣组织提供了强大动力。教会力量得到充分体现：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于1040年到1245年建成了哥特式教堂，产生了马格努斯和阿奎那的哲学思想。 关注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相互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时间与空间相互平衡是一种文明良性发展的保证。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伊尼斯对西方文明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着，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展，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于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 有鉴于此，伊尼斯对古代希腊的口头传统极为推崇，认为该传统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平衡的理想境界。希腊政治组织注重口头讨论，他们把空间和时间压缩到城邦这种合理的规模，再加上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保证了雅典城邦在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良性发展。伊尼斯以天马行空的行文风格阐释了其理论体系中最深奥的论点，即口头形态与逻辑论证在观念的互动、交流与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发现，为了使文化保持活力，就必须让不同观点以及争论的双方和平共存，而书写与印刷废止了对话，进而扼杀了整个西方文明的辩证逻辑。在他看来，15世纪中叶出现的印刷术，因为生产快速、传播范围宽广等特点，加速了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19世纪印刷工业的急剧扩张助长了垄断的成长，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对辽阔地域的控制。如此种种便是媒介偏向空间延伸而忽略时间延续，后果则是对连续性的摧毁，从而导致近现代世界持续动荡。 伊尼斯凭借其学术创见开创了传播学界内偏重媒介技术作用的多伦多学派。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变革愈发受到关注，西方学术界遂掀起一股重温伊尼斯学术思想的热潮。 没有传播就没有社会，因此，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世界历史学没有理由不重视传播现象。由于伊尼斯的理论本身建基于庞杂的史料之上，因而对史学研究者而言有某种天然的亲近感，便于对其进行批判与吸收。就最近的研究领域——传播史而言，传播偏向理论无疑具有显著意义。 例如研究者大都接受印刷术的出现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美国历史学家爱森斯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一场“未被承认的革命”，而批评这种革命论的人觉得更应该研究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脉络下，人们如何运用印刷术。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则力图调和二者意见，既反对隐含在革命立场中的技术决定论，也拒斥脉络主义立场中的唯意志论。他回避了是否赞成“革命”这类非此即彼的简单表态，而提出我们需要更多借鉴伊尼斯关于“传播的偏向”的观点，努力找出媒介在时空方面的“固定偏向”。就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而言，我们如若对“媒介”作更大范围的理解（譬如建筑亦可被视作一种媒介），那么其“媒介—文明”阐释模式将具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若对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人物作“时间—空间”视角的分析，或可生发出新的富有启示性的结论。 当然，我们也需要指出，伊尼斯的理论存在明显缺陷，即过分放大了传播媒介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影响，而未清晰呈现出媒介与社会其他因素相互联系的复杂逻辑结构。但正如梅纳海姆·布朗德海姆指出，经典文本之所以值得尊敬，恰在于其潜在的自我更新能力；其启发性功效集中体现为研究者能够从经典文本中不断引申出新的内涵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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