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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麒谈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5)


    立在战争之地的纪功碑,在新疆史的研究当中都被充分地讨论过,甚至每一个字都被作过注释、今译。《格登山纪功碑》非常有意思,晚清衰落之际,在同治四年,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都割让了,伊犁西南边的格登山也为俄罗斯所占;恰好又发生民变,连伊犁也被俄罗斯代收代管。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俄罗斯谈判归还伊犁,格登山因为有乾隆御碑在,所以光绪与慈禧都坚持要把老祖宗立碑的地方划回来,所以现在看伊犁的边界,在昭苏县的格登山上下与哈萨克斯坦的国界是锯齿状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从俄罗斯进入中国时就说:格登山像一艘军舰的舰首一样驶进了俄罗斯的大地——这个话当然应该反过来说。晚清的政治家对收回伊犁谈判中中国方面的这一点点胜利很不以为然,《新疆图志》说:“自中俄分界以来,西北山川蹙削数千余里,而格登以碑故仅存。所谓能让千乘之国,而见色于豆羹箪食者也。”他们说,我们已经让出了千乘之国,却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争执不休;意思是即使把它争取回来,它仍然是国家弱小的象征,因为连它在内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本来就是我们的。
    但就是这点胜利也是难能可贵的。平定回部的巴达克山纪功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势力范围之际,帕米尔高原的划界于1895年被他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时候的中国刚刚结束了甲午战争,丧权辱国,哪里还顾得上西部的分界,要求暂时搁置。但是俄罗斯和英国径直分割了帕米尔。伊西洱库尔淖尔就在这时被划给了俄罗斯,这块碑在当时的纷争中被砸碎。一个英国的探险家经过此地,看到了几块碎石,拓下来找认识汉文的人看,才知道就是乾隆平定回部的纪功碑。光绪年间,中国的军人在那里驻守,又重新立了一块。但当这一地区划归俄罗斯之后,新的纪功碑被运到了塔什干的博物馆。
    清代的这些纪功碑毫无疑问是对汉唐传统的继承,它和汉唐碑刻不同的地方,在于同一块碑上用了多种文字来记录相同的内容,如留存下来的《格登山纪功碑》就用了汉文、满文、藏文和蒙古文,这说明乾隆皇帝对统一的大清帝国新的民族构成的自觉性。这其中,汉文应该是最早完成的文字,而其余则由汉文翻译而来。一方面,我们从赵翼《檐曝杂记》记录其在军机处所见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情况可以印证;另外的旁证是,我的同事党宝海曾经研究过一块乾隆满汉碑,是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驻跸京城南郊的良乡迎接出征准噶尔和回部凯旋的将士而写的《郊劳诗》,他也证明了这一碑文是先有汉文、后有满文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文化传统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制高点,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主体,已经是根深蒂固了。纪功碑的传统,无疑也应该作如是观。
    可是,平定西域的纪功碑陆续在内地被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呢?
    朱玉麒:我本来觉得,研究清代西域史,西域纪功碑有上述各种研究成果,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写过《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但是清朝的西域纪功碑,一直想不到很好的角度来写。很久以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论述在河南镇平县的一方《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河南会出现跟准噶尔有关系的碑?上网查阅之后发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文庙(因为祭祀的对象是孔子,也作“孔庙”),清代的府、州、县学所在地,陆续公布了一些平定碑,比较完整的是在一个庙里可以发现四方平定碑,最早的是《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是雍正三年(1725)发生的平定和硕特蒙古叛乱的碑,接下来乾隆十四年的《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再下来,才是《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即所谓“四大平定碑”,这在很多文庙里都被发现了。
    这些告成太学的碑,都与西部边疆的平定相关,也是一种纪功碑,只是它的立碑、告成地点,不在战争的发生地,而是京师的太学。但是又有不对的地方,所谓的“太学”只有一个,即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怎么会在内地的县学、州学、府学有这些碑呢?所以我觉得,纪功碑在清代不仅发生了上述的使用多语种文字的变化,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巨变。因此我去看《清实录》和清代前期的上谕档和地方奏折,去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还有翻地方志等史料。然后发现,一场战争发生之后,怎么样做好后续的宣传工作,这是清朝皇帝所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平定中国西北边疆的过程中立的纪功碑,确实形成了一个比历朝更为丰富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广告天下的宣传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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