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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掘“中国商用数字”的文化价值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收藏的教职员月薪底册中,一些人的签字曾使用一种特殊数字。这种数字在我国历史上主要应用于田赋、税收、医药处方、家庭记账、契约等领域,湖北省社科院丹江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永国把它称作“中国商用数字”。如何认识“中国商用数字”的产生与发展及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中国的“印度数字”
    在印度数字传入我国以前,我国历史上曾用甲骨文数字、金文数字、小写和大写数字等来表示数量。王永国告诉记者,“‘中国商用数字’起源于楚国,多在民间使用,官方也有使用,在不同的区域、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叫法,包括有柴码字、肉码字、药码字等30多种名称。”王永国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整合,将其定义为“中国商用数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明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商用数字”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印度数字”,它历史悠久,规则简明,书写方便,应用广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不同文献对其有着不同的称谓,对繁杂的中国传统数字进行研究及统一命名,有益于完善中华数字演进历史和文化体系,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认识传统数字知识,弘扬传统数字文化。
    正积极参与国家非遗申报
    虽然学界对“中国商用数字”的名称有所争议,但都认为这种数字符号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商用数字’独有的文化价值和迷人的文化魅力,积极抢救和保护行将消失的‘中国商用数字’,努力发掘和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国商用数字文化。”李明龙认为,抢救和研究“中国商用数字”,就是考证历史本源,探寻历史密码,保护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脉。“中国商用数字”的“生存空间”在印度数字传入后逐渐受到挤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仅港澳台和东南亚某些地区还在部分使用。倘若再不加以重视和保护,“中国商用数字”或将成为一种传说中的记忆,那将成为中华文明的遗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有关‘中国商用数字’的报道及研究文章,这些报道和研究属初步阶段,研究者不多,且研究对象以肉码字和柴码字为主。另外,从全国范围来看,湖北省有关‘中国商用数字’的研究报道多于其他省市,十堰市的研究多于湖北省其他地区。”王永国告诉记者,肉码字、柴码字项目已进入了十堰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江口市的“中国商用数字”(更名为“民间商用数字”)已进入湖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正积极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进多学科协同研究
    “中国商用数字”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载体,在我国使用时间长、应用领域广泛,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将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产生帮助和促进作用。
    “研究历史离不开计量。如果不认识这种数字,就会看不懂过去的一些账簿与数字记录,就无法进行深入研究。现在对它进行研究的人不多,也有学者由于对这些数字不了解在研究中产生错误的情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表示,对“中国商用数字”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数字史、文字史、数学史、会计史、计量史、经济史、财政史等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中国商用数字研究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工作,其研究成果将填补中国数学(数字)史、中国商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明史以及世界数学(数字)史、世界文明史等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空白,值得关注和期待。”李明龙建议,整合国内数学、经济、文化、历史、考古等多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在条件成熟时筹建国家级中国商用数字研究机构和中国商用数字文化博物馆。
    王永国建议将“中国商用数字”与中国汉字大写数字、印度数字、罗马数字等一同加以介绍,编入小学算术教材。同时,还可适时开发中国商用数字文化产业,创建主题公园,通过体验式参观、参与活动,让人们熟悉了解中国商用数字文化,深刻感受中国商用数字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马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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