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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9)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情况,而且南、北两京,苏州这些经济活动极为发达的大都会,也正是伪劣商品的销售地。当时商人书写刊行的客商指南之类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货的记述,特别提醒客商们注意。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因子。每当发生社会转型变化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便会萌生,而并不需要人们去着意为之。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可以不花气力或者少花气力而一夜致富,这在当时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商品生产在推动社会转型时,必然助长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晚明时代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
    这种心态表现在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建业风俗记》)再如记山东郓城:“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崇祯《郓城县志》卷二)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我们读到晚明史时一种从心底产生的不安,正是因为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的风气,不仅在市民与商人当中盛行,并且也影响到了知识层。明人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又谓“禾城谈时雍者,号继岩,世婴儿医也,神术冠一时。余宿其书舍,晨兴,约一时许,远近抱婴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视毕,无不与药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此特小者尔。余通家徽人开典于禾,长郎中痘,痘本无恙,诸医故言不佳,索厚谢。与谈亦素交,夜趋视毕,诸医皆在,谈不敢明言。第曳主人远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药无碍。’后果如其言。徽商设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纳。嗟乎!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世矣。”(李乐:《见闻杂记》卷十)这些文化人的逐利,才是对世风最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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