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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历史评论何以走向繁荣(2)


    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相较以往而言,两宋时期的历史评论具有更加浓厚的理论色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初步具有内向化的理论特征。这种内向化主要表现在:当史家探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越来越倾向于将其原因归结于自身内部的抽象因素,并将诱因发生的时间点不断向前推移,即注重因素的本体性与节点的前移性。宋人对唐朝乱亡之因的认识即是如此,先是单纯地强调臣属的因素,例如,宋初石介在《唐鉴》一文中认为,唐朝的乱亡是外臣与内臣相互作用的结果。北宋中期以后,范祖禹、孙甫等史论家进而强调君与臣的共同作用,尤其强调对君心的认识,其历史评论已经具有逐渐抽象化的特点。南宋时期,这种认识则由注重历史分析开始转向更为抽象的理论因素的考察,例如,胡寅、朱熹等人认为,唐朝的乱亡是由于伦理纲常等抽象性的根本因素遭到破坏,而不是简单的人事或制度层面的原因。这种变化反映了宋人对唐朝乱亡之因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初步尝试理论化的转变过程,这在以往的历史评论中是不多见的。
    第二,“理”与“道”等理学概念和范畴被广泛运用于历史评论之中。两宋学者尤其是理学家在参与论史活动以后,开始尝试运用理学的理论内核和方法论来评论历史,例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不断尝试将理学中的“天理—义理观”转化为评价历史人事的重要标准;杨万里则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深入运用于探讨致治之本中去;吕祖谦、韩元吉等人则热衷于将理学体系中的“定性”说、“客气”说、“本心”论等概念与范畴直接运用于历史评论中。这种理论上的深化,既为两宋时期历史评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也对历史评论的方法、标准、原则等作出了新的界定和阐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