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从生活到结构的探索(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23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晁天义 周学军 参加讨论
既要“纵通”也要“横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关注的中国宗族史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复杂的因素。您是如何处理好“纵通”与“横通”之间的关系的？ 冯尔康：我是想通过宗族史研究来关注整个中国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宗族史本身。我研治中国宗族通史，有关宗族本身的内容，如它的形成、成员构成、管理人与管理方式等，是首先要清理明白的。有关宗族的发展变化、组织形态的演变等课题，也不忘着力研索。至于中国古代宗族在社会形态史中，宗族与外部关系，尤其是宗族与国家、社会关系，宗族在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中地位等问题，同样需要留心。以上理念，大体都体现在我的论著当中，比如中国宗族通史方面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在20世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简论当代海外华人丧礼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海外生根》等。专史要通古今，再同社会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事研讨，希望有所“横通”，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纵通”与“横通”的结合，您在中国宗族史方面获得哪些突破性认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冯尔康：这种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对宗族社会的属性、宗族形态等问题有新的认识。比如说，宗族通史的研讨使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观点产生怀疑。我从宗族史研究角度审视封建宗法社会说，发现周代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形成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代及其以后的封爵制与先秦具有土地、政事、人民三要素的分封贵族完全不是一回事。基于这一认识，我不以秦汉以来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说法为然，也不认为宗族是宗法组织，而把它视作变异型宗法社会。我还认为宗族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宗族自清代以来沿着两种路径变化，一种是坚持纯血缘路线，传承元明以来祠堂族长制和族老制，发展为族会、宗亲会，逐步克服原有的宗法因素；另一种是同姓社团路线，走向俱乐部式的宗亲会。无论哪种形式的变化，都同社会形态、社会变革演变相一致，那就是与古代社会相应的是祠堂族长制宗族，与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相应的是族会议长制，并向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制发展。 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无论断代史还是通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史料的重视和发掘。我们注意到您不仅善于利用史料，而且将史料研究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冯尔康：我深知没有史料就无从研究历史，因而长期立意于寻找第一手史料，寻找原始资料。找史料是为了运用，从搜集材料到运用于写作文章、专著，有个不轻松的过程。第一步是确定阅读的史籍。第二步是读书摘抄资料。资料需要原原本本摘录，抄写在卡片上，以便于异日利用。我读书，一般是全面读，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内容，认为有价值的就抄录，自然阅读进度慢，长时间不能获得集中在某一方面的资料，写不出文章，不见科研成果，但是我不着急。第三步是审度资料能否写成文章，将卡片资料分类排比，进行初步研究，够用了，拟提纲写作；不够用，不能硬写，应该继续读书、找材料，直到满意为止。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确定史籍、搜集材料到撰写论著，这的确是个不轻松的过程。能举一些例子说明您是如何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完成这种艰难过程的吗？ 冯尔康：比如我在1982年底写《雍正传》，就是先寻觅资料，次写有关专题文章，然后完成全书的写作。关于雍正的主要史籍，官修的实录和“清三通”、《清史列传》《清史稿》有关部分；他本人的著述、文集等；有关文集、笔记、方志之类，基本上阅读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史料，看了康、雍、乾（前期）历次编纂的宗室玉牒和雍正帝亲自书写的朱谕、康熙遗诏等。在北大图书馆借阅《皇清通志纲要》抄本，在北京图书馆查阅《抚远大将军奏议》，在故宫图书馆索阅清朝帝后画像。为了总体把握雍正及雍正时代历史，有设计地先写《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等文。有了众人都能查阅的图书资料，又读了他人尚未利用的档案史料，写了雍正史局部性论文，在此基础上才写出《雍正传》。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您在搜集和运用史料方面不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而且在史料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您是如何完成这样一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的？ 冯尔康：关于史料学专著的写作，我最早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只是读书时有意识地记录了有关信息，无意中搜集了史料学资料，及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给学生讲授“清史史料学”选修课，遂产生了写书的冲动，于是将有关资料卡片按文体分类，对重要图书再从史料学角度进行研读，并写出《清史的谱牒资料及其利用》等文，而后撰成《清史史料学初稿》，后来大量扩充完成《清史史料学》。《清史史料学》之后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则是有计划地进行写作的，除了便利史界专业人士使用，还为从事文学、谱牒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信息。现在人们的阅读开始进入视觉图书时代，为促进史书的图文配合，我撰写了《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和构建图像视觉史料学》。我的史料学专著是研究性成果，人们往往当作工具书查用，然而我未曾感到委屈，仍然乐此不疲，因为笃信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为此努力，利己利人，有何不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可以说是您在史料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与其他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这两本书有什么明显特点呢？ 冯尔康：谈到这两本书的特点，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是总结自身探寻、利用史料的经验。如《清史史料学》第四章《档案史料》专设一节讲述“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因为档案馆的档案分类方法与图书馆图书分类截然不同，不懂得档案分类法，到档案馆漫无头绪，怎么能找到要阅读的档案？第二，是将不太为人注意的文献给予史料学的应有地位，如对日记、书信、语录等文体的文献，用专章、专节、专目介绍其史料价值。第三，是利用资料进行初步研究，说明某文体的史料意义所在，如《图像绘画的视觉史料》一节用《以〈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为例》一文，介绍图画的史料价值。第四，是把田野调查所得材料融入书中。为研讨近当代家族史，我到过一些省市县乡，在江西萍乡农村访问，得到当地农民藏书家刘炳继先生帮助，获得民国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两次编修的《刘氏家谱》，遂以刘氏谱书为素材，写作《族谱的清人传记史料》中的《平民女子》一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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