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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峰:怀念张剑平师兄


    剑平师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先后出版有《新中国史学五十年》《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史学与思想文化》等4部专著。然而,50多岁的年龄,正值人生与学术的盛年,却不幸于2016年2月22日猝然而逝,消息传开,闻者无不为之扼腕痛惜!
    我与剑平师兄同门,均受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陈其泰先生。对于剑平师兄的关注,始于我读硕士时期。2007年的上半学年,在课堂上听到所里老师提及他是陈先生的博士,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当时的印象并不深刻。对剑平师兄研究方向的了解,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购买了他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北师大校园内有几个书店,其中一个在附属小学东边,地方不大,也不显眼,却常常有不少与专业相关的图书。有一次在店内看到学苑出版社出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剑平师兄的名字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虽然我硕士的研究方向与此并无关联,但是却有逛书店、书摊购书的习惯,尤其是与中国史学史相关的图书大多都会购买,当时翻看了此书的“目录”与“后记”,便买了下来,没想到这部著作对我后来的学习、工作帮助很大!
    2009年,我通过了本校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是年4月,我去陈先生家中拜访,讨论博士阶段的学习计划,先生赠予了我一本他新近主编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其中作者之一即是剑平师兄。后来读博期间,我对剑平师兄的了解渐渐多了一些,但因他比我读博早九年,所以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始终未曾与他谋过面,然而却常常从先生和其他同门师兄姐那里听到有关剑平师兄的好消息,如他出版新著作,入选“河北省高校百名创新人才”,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于是在我脑海中逐渐形成了对剑平师兄的印象: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直到2013年4月份,我们共同去参加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首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时,才得以拜访剑平师兄,他问及我在西北大学的现状和目前的研究,又说了一些他现在的研究情况,并说以后我们要多联系,加强合作。然后我与剑平师兄,还有刘永祥博士又共同去拜访了陈先生,师徒四人相谈甚欢,直到很晚。
    剑平师兄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而我与剑平师兄最初的接触,也缘于他与先生的邮件往来。在我读博期间,剑平师兄已是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但是他仍然向读书做学生时期一样,时常将自己撰写好的文章通过邮件发给先生,请先生指正。剑平师兄还常常关注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而从中体会老师的治学思想。2011年,《史学理论研究》第4期刊发了陈其泰先生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一文。这期杂志刊出的时间是10月28日,而剑平师兄应该是刚拿到杂志就拜读了先生的文章,他在2011年11月10日发给我的一封邮件中说:“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第4期的大作拜读,很有启发。对我们学生辈也是一个鼓舞。”这只是剑平师兄在因事回复我邮件时附带提及的,可以想见他平时对于先生的成果也很重视。剑平师兄说,先生的文章不仅“很有启发”,而且“也是一个鼓舞”,实际上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崇高信念!
    剑平师兄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长期指教于延安大学。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剑平师兄将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地域优势相结合,在当时已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等人的史学成就进行了探讨,并于199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剑平师兄因与陈先生有着共同的“范文澜情结”,遂于2000年投入先生门下攻读中国史学史。在陈先生的建议下,他选择了难度较大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为题作博士论文。至剑平师兄读博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恰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不仅时间跨度大、涉及史家史著众多,而且史学思潮几经转变,不易把握,因而难度很大,但剑平师兄知难而进,经过三年苦读,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课题。博士毕业的同年,剑平师兄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史学五十年》。
    博士论文的出版,是剑平师兄学术研究的新起点。之后,他除了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陈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瞿林东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周一平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之外,自己也于2006年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逐步深化,最终完成了70万字的书稿。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种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倾向和各种不恰当的学术观点,如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五朵金花”研究,认为是“假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认为是“教条史学”形成的标志;等等。剑平师兄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有人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反思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故而,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对这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与深入的探究!对此,邹兆辰先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说:《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一书,“对于回答当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带有挑战性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混乱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些鲜明的论点,在剑平师兄病重期间发表的《中国近代史“重写”之论可以休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9日)一文中也有体现。他通过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标榜“重写”“重读”“重构”“重说”“重寻”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声音的审视,认为这些观点看似“新颖”和“深刻”,但与基本事实大相径庭甚至完全背离实际;不少学者假借“探寻历史真相”、纠正“历史的误读”之名,过分推崇和宣扬近代化,实际是要淡化和否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义性,于是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这是摆在近代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在中国革命进入最艰难时期,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道路。“革命”与“现代化”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走上复兴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改革开放,初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就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任何背离这些基本事实、“重写”的近代史著作,都是缺乏科学性的著作。剑平师兄临终前发表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5日)一文,对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无视已经发生了的基本史实,仅凭个人主观愿望去评说历史的虚无主义现象,也予以了有力地回应,彰显了他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综观剑平师兄的学术研究,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旗帜,以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己任,敢于对学术界的一些歪风邪气和错误观点“亮剑”,体现了他学术研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剑平师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却持续散发光芒,照亮着后行者前进的方向!
    2017年2月10日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