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
http://www.newdu.com 2025/02/10 12:02:2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杨念群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新史学的首倡者梁启超曾提出要引进西方进化论作为衡量中国史的工具，随后产生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在表面上虽有很大差异，但基本上也都秉持了西方历史观遵循的原则。尽管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最近特别强调中国历史在西方影响到来之前就已存在现代因素，但这种“早期现代说”却仍潜在地遵循西式判别标准。实际上，中国史学内部保留着许多带有活力的传统概念，只要加以仔细辨析和应用，完全可以作为重建中国人文传统的可靠资源。 关 键 词：新史学/早期现代说/中层理论/本土概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大一统’观念与王朝政治再研究”(14JJD770019)。 作者简介：杨念群，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久前读到一个笑话，讲的是甄嬛去路边买煎饼，说：“阿姨，这碎碎的一抹青翠，好似乱坠了丫头的眼，平摊于日下，甚是沁人心脾，提神醒脑可是极好的！若忍心炙烤煎熬，蔫萎而焦灼，岂不是辜负了？”阿姨：“说人话！”甄嬛：“煎饼别放葱！”[1](P175) 这则故事讽喻的是当下人说话唠叨绕口、言不及义，也不妨当做古文转成白话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诸多尴尬的案例。可以引申猜想，如今在各类学术论文中，是否也大量存在类似的“甄嬛体”呢？如果我们假设把那段古文问话转换成西洋文字，最终营造出的喜剧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已日益受到西方术语的支配，不但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也越来越脱离了语言本身要表达的原意。 中国古语有“得渔忘荃”和“得意忘言”的说法，意思是说，捕鱼者应该忘记手中持有的工具，全神贯注聚焦于捕鱼本身。同样，在撰写文章时，是否也应该尽量不要对自己使用的学术语言形成过度依赖，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在观察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已习惯于去过多关注如何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而渐渐远离了探寻历史原义的初衷。 以下的观察只是对以往中国史研究如何步入西学化过程做一个鸟瞰式梳理，并试图寻找出一个能尽量接近“得意忘言”治学境界的有效办法。 一、中国史学表述“西学化”的源起及其演进 中国史学家开始明确主张使用西方术语讲述自身历史是源自于梁启超先生。梁先生从以下三个方面奠定了中国史西学化表述的基础。 首先，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不应该延续以往“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的宫廷秘闻式写作，而应把它视为唤起大众民族主义热情的工具。在他看来：“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所以“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P241、246)。史学应成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要促成民众拥有民族主义意识，必须通过读史使之具有国民之资格和对国家的认同精神。“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从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3](P109)史学变成验证普通民众是否具有国民身份的重要依据。 其次，梁启超主张打破古史的“循环论”，历史学将成为检验中国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尺性工具。他举出治史目的三大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历史只记述变化的事物，那些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现象，由于不具有变化的特征，应该属于“天然学”的考察范围，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4](P24)第二条原则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5](P249)因为治史“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6](P243)。第三条原则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7](P250)即后人归纳出的寻求“历史规律性”的治史法则。 再次，梁启超试图运用科学与客观的标准来检验历史学的价值，最终完成古史“去道德化”的近代转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一节中梁启超曾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他批评中国的文学：“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对于历史而言：“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8](P140) 与治史标准的“客观性”相匹配，梁启超特别强调治史的“科学性”。他甚至认为清初史学之所以区别于以往之史学，就在于清初史学最大限度地摒弃了主观因素的干扰，如摆脱了晚明王阳明心学日益玄想化之影响，更贴近于科学研讨的原则，故目之为“实学”。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清初学术界被戴上了“启蒙期之思想界”的桂冠，并首次用以“复古”为“革命”的论述把清代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把顾炎武、胡渭、阎若璩比拟为启蒙期运动之代表人物。[9](P22)大赞“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10](P65)。这就从多个角度把清代思想学术纳入到以西方历史为参照的评价体系之中，以后的史家治史在总体原则上大多未脱离梁启超设定的窠臼。 民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史家或隐或显地都受到“科学主义”方法的影响，争先恐后地追寻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与清中叶以后兴起的乾嘉实证学风若合符节。以“复古”为“革命”正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总体评价，也暗含着通过把旧史学披上科学外衣使之时髦化的意图。这对民国时期的治学路径影响颇大。如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述中就曾明确表示，他发起“古史辨运动”是因为“自有我的坚定的立足点——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并不是仅仅要做翻案文章”[11](P70)。 顾颉刚自认其治史源自三个传统：一是唐以后出现的学术辨伪传统；二是康有为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比辨伪更深一层；三是胡适的西洋史学方法，不但要辨伪，还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和演变线索。 顾颉刚辨伪的真精神是想打破古史层累伪造的帝王与圣人的传承谱系，用科学方法揭示其真面目。但从史学的本义而言，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古史传说的真伪问题，也不是古帝王圣人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而是何以伪史被顺利制造出来，在某个时期能够大行其道，在另一个时代却又寂寥无闻。伪史制造用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越到后来伪造古史的行为越来越少直至停止，其原因何在？例如汉代儒生中流行谶纬之书，制造出许多古代圣人的神迹神话。直至唐代，文人好谈怪力乱神之风并未消歇。[12]但宋代以后研习谶纬的儒生日渐稀少，直至消失。特别是那些和神启预言有关的历史叙述如“五德终始说”也逐渐失势，不为皇家所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的关键是，某种历史观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被各方利用，而不完全与传说谱系构成的真假问题有关？对伪史客观性的执著辨析恰恰是受近代科学观影响的结果，不一定抓住了历史本身演进的具体脉络。 顾颉刚曾提及，他对康有为用今文经学做手段大搞宫廷政治颇感不满：“我对于今文家态度总不能佩服，我觉得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13](P47)顾先生没有想到的是，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恰恰是儒生参政议政的重要特点，甚至不惜加入鬼诞的成分，以博取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康有为只不过是这个特点的末世践行者。康有为用谶纬影射时政恰恰是汉唐儒生传统言行的再现，孔子改制的历史真相或经书造作的真伪到底如何并非是他们关注的内容。顾先生指责康有为治学夹带荒谬怪异之风，典型地是以科学指针度人，而且度得十分勉强。 如何理解儒生的谶纬神话制作与皇权博弈的关系正是窥探古人史观之原义的一大关键，不可凭今人眼光随意裁断。不明此理，顾颉刚才断言夏曾佑在历史教科书中说汉人“凡解经者必兼纬，非纬则无以明经”的说法是“自欺欺人”之论，并不了解夏曾佑的意思是指汉人生活于此诡异氛围之下，谶纬必会发挥其特殊功用，而不是靠简单的辨伪工作就可以探知其复杂的心灵世界，这都是过多沾染科学主义思维造成的后果。 这里再举20世纪50～80年代支配着中国史学界数十年的“革命史叙事”做些讨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所有论域分别由两个核心观念即“五种生产形态”模式和“三大高潮，八大运动”论说框架所支配。这两种述史模式都带有强烈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五种生产形态论”把中国刻板地塞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庸俗历史唯物论架构之内；“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基本是以民众反抗当权者的暴烈程度为线索重构中国历史的近代叙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理念仍由按时间因果递进的方式编织历史的进化论逻辑所支配。民众反抗史论的外表下仍涌动着寻求国家独立的现代民族主义精神诉求。[14](P35)其论述范围并未逃脱梁启超科学至上标准的治史构想，从某个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其治史旨趣的延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以对抗西方侵略为基调的民族主义史学叙事逐渐得到修正。最明显的改变是，由于国家以实现现代化为中心目标，基本认同现代化道路具有摆脱经济贫困实现民主理想的全球普世价值，这就迫使“革命史叙事”向“现代化叙事”急剧转变，许多历史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逆转，特别是那些基于民族主义史学原则而对西方作用不加选择，统统加以贬斥的封闭式论述被逐渐舍弃，代之以比较温和多元的观点。 比如革命史叙事对西方在华事业一律持负面评价，往往把西方在中国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如军事、工业、医疗、慈善救济等统统混为一谈，笼统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产物。这样僵化的历史评价至少与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引进西方文明成果的现实境况相抵触，于是新时期的历史论述更多地开始区分西方在华事业的不同性质及其功用，一些虽出于宗教目的却对中国民生事业有所助益的举措，以及中西双方在商业、贸易和工业领域展开的交往合作逐渐得到正面肯定，至少对其复杂的作用做出了更为精确的判断和估计。 与此同时，对中国近代史上与现代化进程有所交集的人与事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最鲜明的例子是一些从事洋务运动的官僚和买办型人物被摘掉了卖国者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先驱。义和拳起事则被拉下了反帝爱国的神圣祭坛，沦落为一场具有非理性色彩的反现代化群氓暴乱。因此，对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作用，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进行观察，都未从根本上跃出梁启超所设置的“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门槛底线，只不过拥有了不同的装饰样态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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