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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4)


    注释:
    ①柯文曾经撰写过相关书籍,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参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8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我的理解是指“文”与“质”的互动,但从历史观来说,“文质之辨”恰与西方的进化史观南辕北辙。
    ③参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8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这样的讨论也催生出一些相应的成果,如王笛的《街头文化》《茶馆》等,基本上设定中国底层存在着类似的“公共空间”。
    ④中国学者葛兆光基本继承了宫崎市定的观点,只不过论述的更加极端。他认为宋朝已经采取了类似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参见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载《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135-1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另外举一些证明所谓宋朝具有现代国家观念不过是个幻觉的例子。民国初年,一些学者仍持“宋学”的夷夏观,基本上是排斥异族统治,不承认其拥有过正当性。如钱穆即持强烈的“宋学”立场,贬清朝为“部族统治”,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其学生辈中如许倬云亦持此看法,参见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包括罗友枝与何炳棣有关“新清史”的争论,何炳棣仍是站在汉人本位的立场上对清朝做出评价,才有汉化的争议出现。参见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⑤列文森曾指出:“不能否认儒教中国和它的古代价值已成为历史的遗产。如果博物馆不是装木乃伊的箱子,而是陈列历史遗产的场所,那么,它就应对所有人开放,让全世界的人在这个可互相交换展品的世界中参观。”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6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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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郭玉洁:《张大春:虚荣时代的诗人》,载《东方历史评论》,2014(5)。
    [2][5][6][7]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
    [3][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
    [4][9][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13]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2]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4]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北京,中华书局,2013。
    [15][16]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如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8]沟口雄三:《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2)。
    [19][20]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1]沟口雄三:《中国近代的源流》,载《中国的冲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2][23]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1)。
    [24][26]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
    [25]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载《中国文化史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7][29][30][31]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
    [28]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2]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费孝通:《乡土重建》,载《费孝通文集》,第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4]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一种学术史的解读与梳理》,载《新史学:多元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5]重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36]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4)。
    [37]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8]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1);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载《史学月刊》,2015(3)。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