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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理论自觉 深化史学研究


    8月4—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主题为“历史研究的理论自觉”,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学者与会。
    关注重大史学命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光胜考察了清华简《系年》商周籍田、籍礼的相关内容,认为由籍田到籍礼,揭示的是由“殷质”到“周文”的文化转型;西周武王设置籍田礼,敬祀上帝,奠定了周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以陶寺遗址、龙山及良渚文化为考察对象,指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大致分为神权模式与王权模式。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孔德立认为,商周之际思想信仰由至上神“上帝”向“天”转变;至春秋战国,“神意”瓦解,诸子百家重建意义世界的种种努力,凸显出古代思想发生由“天道”向“人道”的重大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徐畅以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的公共活动为切入点,指出佛教在新建乡村公用工程、塑造乡村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研究员古丽巍从“大有为”的角度对北宋神宗朝“独断”与“共治”进行重新解读,认为“大有为”及其施政方式有助于突破困境,但也引发了政治分裂等消极影响。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梁勇通过清代巴县档案,讨论了清代州县公局与衙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为进一步深化清代基层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考察了唐代前期修史活动中官制文本书写篇名由《百官志》到《职官志》的转变过程,认为这种转变是当时的官制认识由“为人择官”转向“为官择人”的反映。
    研究视角推陈出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成林以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高鲁的政治际遇为线索,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曲折命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围绕《辛丑条约》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问题,对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纠葛关系进行了梳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姚霏以身患癌症的孙中山为研究对象,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中西医对癌症的不同认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毛立坤讨论了近代香港社会底层人口问题,认为华人精英在帮助香港政府解决底层人口买卖和奴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石涛以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对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纸币发行权演变进行考察,分析纸币发行权的高度集中所呈现的利弊效果,并探讨了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化与非国家化问题。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德莉通过分析抗战时期伪造货币问题,认为货币权博弈所呈现的货币伦理异化,反映了伪造货币与货币伦理道德失范的内在关联。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宝麟,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区域与治权的确立过程,认为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折射出复杂性和“地方主义”的多层次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於梅舫以陈寅恪释“万里风波”诗的争议为中心,对如何从有限的史料中找寻或还原历史真相进行了探讨。
    反思西方史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吕厚量认为,虽然古典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古希腊“戏剧化历史”撰史传统进行过正面批评,但其所撰《历史》中的认识偏差,反映了古希腊史学存在普遍的思维局限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顾晓伟对西方历史哲学两条发展路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脉络和内在关联进行了梳理,指出重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吕和应梳理分析了19世纪德国史学中“研究”一词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德国现代史学的兴起既是新旧传统碰撞的结果,也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范丁梁通过追溯二战后德国学者和犹太学者在如何书写纳粹史问题上的争论,指出两者的个人记忆和经验是争论产生的根源之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弢对大学史研究领域里的“洪堡神话”进行了考辨和澄清,认为大学史的研究需要摆脱“洪堡神话”的消极影响,回到“洪堡之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滨以英国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为切入点,反思了内生增长理论、新制度理论和统合增长理论三种20世纪经济学理论对工业革命史和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以及相关成果的理论渊源。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潘晟分析了地图作为多语种历史世界之间交流桥梁的“可通约性”,认为地图学和古地图可以为世界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史料。
    (郭飞)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