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欧阳忞《舆地广记》所述龟兹山川城关考——兼论安西大都护府在渭干河谷口的考古学证据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7:11:52 爱思想 林梅村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根据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佚文相关记载，探讨唐代柘厥关、昭怙厘寺、瀚海行军、白马渡和安西大都护府遗址的地理位置。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唐代柘厥关为自然形成的山口，即今库车县苏巴什兰干村铜厂河两岸悬崖峭壁。昭怙厘寺即苏巴什佛寺遗址，其名源于苏巴什铜厂河别称，龟兹语cakra-vār（柘厥水）。苏巴什遗址北约25公里阿艾石窟，即欧阳忞《舆地广记》所谓“瀚海军”，也即唐代安西都护田扬名麾下瀚海行军驻地。白马渡在龟兹王城（今皮朗古城）西门外库车河，其西25公里渭干河谷口色乃当古城即安西大都护府遗址，故欧阳忞《舆地广记》说“（柘厥）关据安西百里”。本文还指出，黄文弼在渭干河谷口西岸夏合吐尔佛寺遗址附近所见方形楼阁式佛塔当即武周时期所建龟兹大云寺塔。 关键词：昭怙厘寺 柘厥关 安西大都护府 色乃当古城 安西大云寺 692年，唐军名将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朝廷决定大规模增兵驻防龟兹（今新疆库车）。《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既征发内地精兵，远逾沙碛并资遣衣粮等，甚为百姓所苦。言事者多请弃之，则天竟不许。”《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长寿元年（692年）记载：“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首次从西州（今吐鲁番交河古城）迁往龟兹，治所在龟兹王城（今库车皮朗古城）。迫于吐蕃压力，唐朝一度放弃安西四镇。然而，长寿元年（692年）所设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国何地，文献语焉不详。不过，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一条佚文值得注意。晚清俞浩《西域考古录》引文作：“拓厥关在昆河水上，有铁骑五千戍之。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路通瀚海军。白山南有铜铁厂，军民杂聚，为冶铸之所。关城两山壁立，中峡深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声。人行北山巅，俯视骨悸魂摇。过大龙峪千佛洞，踰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由北山口二百里。关距安西府百里。”今本《舆地广记》未见这条记载，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以为是俞浩编造的。殊不知，晚清李光廷、王树枏在各自著述中广为引用，显然言之有据。如果柘厥关西五十里为白马渡，柘厥关距安西都护府百里，那么安西都护府应在白马河渡（今皮朗古城西门外古渡口）之西五十里渭干河谷口。 1985年，梁志祥最先提出，“古龟兹地区唯有库木吐拉千佛洞的唐风较盛，这与其地位有关系，这里可能就是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库木吐拉有条件做为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在这里发现的古城堡比较多，在千佛洞附近有玉其吐尔、夏克吐尔和库木吐尔。如果没有大量唐代军队驻此，是不会有这样多城堡的。” 2011年，薛宗正详征博引，主要根据法国考察队在渭干河西岸夏合吐尔遗址（伯希和称Douldour âqour，以下简称D.A.遗址）发现的200多件唐代文书，对安西大都府治所在夏合吐尔遗址作了详细考证。2011年，庆昭蓉撰文，重新梳理了西方考察队考古记录，并根据龟兹出土胡汉文书，确认柘厥关不在渭干河西岸夏合吐尔遗址，而在库车河西岸苏巴什兰干村。这三项研究为确定长寿元年所设安西大都护府的位置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柘厥关在苏巴什兰干村北山口，而安西大都护府衙署应在渭干河畔色乃当古城。龟兹和敦煌唐代文书称之为“明府城”或“府城”。今缀集所见，草拟此文，容有不当之处，还望海内外研究者批评指正。 一、柘厥关在昆河水上 欧阳忞《舆地广记》佚文开篇说：“拓厥关在昆河水上，有铁骑五千戍之。”昆河水即自北而南贯穿苏巴什遗址的库车河，今称“铜厂河”。该遗址北端河西岸为兰干村（今称“坎村”），斯坦因西域考察地图标为Kan村。所谓“坎”或“昆”，皆源于梵语 kamsa/kamsya（铜、黄铜）。现代地名“坎村”与唐代地名“昆河水”一脉相承，皆源于铜厂河的胡语名称。拓厥关与焉耆都城西五十里的铁门关一样，实乃自然形成的山口。正如欧阳忞《舆地广记》所言，“关城两山壁立，中峡深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声。人行北山巅，俯视骨悸魂摇”。 拓厥关或作“柘厥关”，当以后者为是。其名始见于唐代文献，如《新唐书·地理志》的“柘厥关”，圆照《悟空入竺记》的“东西柘厥寺”。据伯希和考证，柘厥寺就是《大唐西域记》的“昭怙厘寺”，《水经注》称为“雀离清净大寺”，而《高僧传》则称“雀离大寺”，在苏巴什遗址。他还认为这座龟兹佛寺与犍陀罗国雀离浮图同名，并将胡语名称拟作*čäkuri。如果伯希和是正确的，那么，雀离寺之名当如季羡林所说源于梵语cakra（法轮）一词。法藏龟兹文书有个地名写作 cakra-vārsal，意为“昭怙厘山”。前一词的后一成分-vār即龟兹语var（水）或wär（溪流）。显然，龟兹语cakra-vār为苏巴什铜厂河别称，意为“柘厥水”。龟兹国昭怙厘寺就源于这个龟兹语地名，意为“柘厥水寺”。 在俄藏龟兹文书中，有一件《龟兹王白光二年（虎年）柘厥寺供食文书》。据庆昭蓉拉丁字转写，意为：“十月十四日，州长官（Ypoy-Moko）罗克塔鸠勒（Raktakullentse）在柘厥寺（Ccākkare）向游奕使（Yauyeksintse）供食二齿白羯羊壹（口）；当天，（即）十四日，净人（中）的老人与妇女们还吃了一口足齿母羯羊身上的肉。”在龟兹文书中，“法轮”一词通常写作cākkär。俄藏龟兹文书中Ccākkare（柘厥）一词，即龟兹语cākkär（法轮、柘厥），但未写明是“关”还是“寺”。这件文书出自苏巴什西寺（西柘厥寺）遗址，故本文译作“柘厥寺”。 游奕使亦称“都游奕使”。夏合吐尔遗址出土唐代文书称作“游奕官”。2004年，洛浦县杭桂乡发现一件《唐都游奕使帖》，存字7行。据陈国灿释读，前3行写作： 1. 都游奕使 帖镇 2. □□（无）木栅 十九日 3. 右得镇官将军杜怀琛等状称 据李吟屏考证，“游奕……又作‘游弋’，巡逻之意。唐人李筌在其所著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游奕地听篇第四十八》中释游奕云：‘于奇兵中选骁勇、谙山川井泉者，与烽子、马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庭障之外，捉生事问敌营虚实，我之密谋，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久谙军旅、好身手者任。’” 故知游奕使负责山川要塞、烽火台、驿站巡逻任务。英藏敦煌文书（Or.8210/ S10830）《唐天宝年间敦煌雍归镇守捉文书》记有“知守捉使、子将、果毅元檬启”。可知游奕使的官阶高于“守捉使”。 1907年，伯希和在苏巴什西寺发掘时，俄国考察队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也在此地大肆发掘。伯希和在日记中写道：“6月17日，星期一，我们的发掘工程仍非常单调地进行，大家发现了几枚铜钱和一些带有婆罗谜文圣字的残垣断壁。最后，在靠近由别列佐夫斯基发掘的那间带壁画的房间的地方，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小垃圾堆。我们在此地首次找到了一些写在汉地纸上的婆罗谜文和汉文残卷。其中可以读到几个专用名词，但经初步研究，我未从中找到时间标识。”伯希和在《吐火罗语考》一文还写道：“我在1907 年得有一纸片, 不幸现今不在手边, 可是我确未忘记其上有‘拓厥关’名, 惜无其他指示。我拾得此纸片之地, 就在苏巴什西边废址中，质言之，在‘西拓厥寺’所在之处。”这个唐代汉文残片被误编入夏合吐尔遗址出土文书，仅存一行字，读作：“□秋至柘橛□”，最后一字仅存少数笔划，不能确认是否为“关”字。 据庆昭蓉调查，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苏巴什遗址采集的汉字纸片也写有地名“柘厥”二字（编号CH82），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1958年，黄文弼在苏巴什古城（伯希和D号遗址）西北佛寺遗址发现一片汉字残纸，仅存一行文字，读作“一十人于阗兵”。伯希和、勒柯克所获“柘厥”汉字纸片、俄藏龟兹语《龟兹王白光二年柘厥寺供食文书》，皆出自苏巴什古城西北佛寺遗址。据伯希和调查，该遗址北边为五间佛堂（伯希和E号遗址），南边有一座方形楼阁式佛塔（伯希和C号遗址），建筑布局颇似长安城青龙寺。寺内方形塔身佛塔与西柘厥寺（伯希和D号遗址）中亚艺术风格的圆形塔身佛塔截然不同，当为汉寺（图1）。  近年冉万里到苏巴什遗址考古调查，将这座方形楼阁式佛塔编为11号遗址。这座佛塔颇似西安大雁塔，故冉万里提出此塔所在地即武则天时期所建安西大云寺。然而，大云寺为唐朝官寺，想必建于安西都护府治所或龟兹王城，不可能建在边关。我们认为，这座中原建筑风格的佛寺当为柘厥关唐军“五千铁骑”而建。凡此表明，柘厥寺、柘厥关必在苏巴什遗址无疑。 二、路通瀚海军 694年3月，武则天下诏大举讨伐突厥叛乱。《新唐书·突厥传》记载：“武后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为司马，率朔方道总管契苾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李多祚、丰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扬名等凡十八将军兵出塞，杂华蕃步骑击之，不见虏，还。”延载元年（694年）五月，朝廷“以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圣历元年至神龙初年（698—705年），原瀚海道行军总管田扬名接替公孙雅靖，出任安西都护，直至神龙二年郭元振继任安西大都护。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北庭都护府设烛龙军，翌年更名瀚海军。然而，吐鲁番出土文书《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团帖为新兵造幕事一》却说：“被瀚海军牒，准□□西州诸府兵幕回日却内（纳）。”这件文书写于武则天载初元年至久视元年间（689—700年），北庭都护府瀚海军尚未建立。据刘子凡考证，文中“瀚海军”指田扬名、王孝杰先后率领的瀚海道行军，而非长安三年（703年）才有的北庭都护府瀚海军。同理，欧阳忞《舆地广记》的“瀚海军”亦指翰海道行军，驻防龟兹北境，而非远在北庭都护府的瀚海军。 从苏巴什遗址出发，沿铜厂河谷北行25公里，可达唐代阿艾石窟。据霍旭初考证，阿艾石窟供奉华严三圣，寺内残存卢舍那佛、千佛、药师七佛壁画。后者与库木吐拉千佛洞第16窟《药师净土经变图》相似。窟内壁画写有许多汉文榜题，当为汉僧所建大乘寺。窟内右壁卢舍那佛右侧下方壁画有一则龟兹王纪年的汉文题记，读作：“白光□（王）/ 乙巳年五月十五日”。 《酉阳杂俎》所记龟兹王，名曰“阿主儿”。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认为其名源于梵语arjuna（白、炎光）。龟兹文书和壁画题记多次提到龟兹王ksemārjuna（安光）。我们认为，阿艾石窟汉文题记的“白光”就是龟兹王安光。如前所述，俄藏龟兹文《龟兹王安光二年（虎年）柘厥寺供食文书》提到“游奕使”。这是唐代中期才有的职官，始见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吐蕃将领论弓仁被任命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  《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扬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暠、杜暹，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神龙元年（705年），正值田扬名任安西都护时期，那么阿艾石窟当为田扬名、王孝杰麾下的瀚海道行军开凿的。如果阿艾石窟汉文题记的“白光王乙巳年”相当于神龙元年（705年）乙巳岁，俄藏龟兹文书中“安（白）光二年（虎年）”则为长安二年（702年）壬寅岁。由此推算，白光即位于长安元年（701年）辛丑岁，而阿艾石窟汉文题记的“白光王乙巳年”为白光五年（蛇年）。 据黄文弼调查，苏巴什遗址北约35公里处有一座古城，城周330米，城门东向，当地人称作“可可沙古城”。附近有古代矿井和冶炼遗址。据新疆第三次文物普查报告，该古城位于库车县阿格乡苏博依村北，平面呈方形，边长110米，在阿艾石窟北约10余公里处，今称“阿艾古城”（图2）。欧阳忞《舆地广记》说柘厥关“路通瀚海军。白山南有铜铁厂，军民杂聚，为冶铸之所”，可知阿艾古城乃瀚海道行军驻防之地，守护龟兹北境矿产资源、抵御突厥入侵。 欧阳忞《舆地广记》又说：“过大龙峪千佛洞，踰岭至突骑施沙雁州。”大龙峪，指库车天山大峡谷，得名于《大唐西域记》的“大龙池”。千佛洞，指阿艾石窟，由此翻山越岭可达伊犁河流域突骑施小牙——弓月城。《新唐书·突厥下》记载：“突骑施乌质勒，西突厥别部也。……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据孟凡人考证，弓月城在伊宁市吐鲁番吁孜古城。这条唐代龟兹国通往伊犁河之路，清代仍通行。《新疆图志·道路三·库车州》记载：“城北四十里（本注：多村庄）过苏巴什，沿铜厂河折西北入山峡行（本注：山高峻，蜿蜒而上，过此乃平易），有径路达伊犁，约马行十余程。”1907年，伯希和实地考察库车至伊犁河之路，发现了海拔近4000米高的两个山口。这条库车通往特克斯河谷之路，正是欧阳忞《舆地广记》所说“过大龙峪千佛洞，踰岭至突骑施沙雁州”之路。 三、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 库车县城东北约7公里有一座古城，位于乌恰河与伊苏巴什河之间明田阿达（斯坦因称Ming-tan-ata）戈壁高地。据黄文弼调查，古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呈长方形，东西约150米，南北约72米。城墙夯筑。外城仅存北墙和东墙，为土坯垒砌，北城墙残长约240米，东城墙残长约1825米；北城墙有城门遗迹。沿外城墙内侧北墙和东墙分布1个和7个20米见方的土坯建筑，城内遗物有汉文佛经残纸，回鹘文残纸，印制佛坐像和佛塑像残件，以及子母砖、残陶器、残木器等。 《大唐西域记》记载：“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水经注·河水二》记东川水有一支西南入龟兹城, 继续往东南流, 与流经龟兹城南的一支西川水相合, 汇为一水, “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这座北魏故城即《大唐西域记》所言 “荒城”，在龟兹王城东门外2-3公里处，北约20余公里即苏巴什遗址。显庆三年，唐军进驻龟兹后，将这座“荒城”改建为军营，并建有中原建筑风格的汉寺。  关于龟兹王城西门外的建筑布局，《大唐西域记》记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约27米）。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硕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 据考古发现，龟兹王城西门外27米高的泥塑大佛，就在库车河古渡口附近萨克刹克土墩。从萨克刹克土墩出发，沿库车河东北行25公里即柘厥关（苏巴什遗址）。欧阳忞《舆地广记》说柘厥关“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那么白马渡当在库车河大桥附近的古渡口。库车老城区大巴扎就是当年龟兹王举办佛教法会的“大会场”故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 欧阳忞《舆地广记》下文说“西至拨换城，由北山口二百里”，就指从白马渡，沿白马河（今盐水沟）北行，越北山口（盐水沟山口），然后西行拔换城之路。伯希和在盐水沟唐代烽燧遗址发现许多龟兹语过所（通行证件）文书，说明此路是龟兹王城通往西方的主要通道。 四、关距安西府百里 敦煌写本《天宝十道录》记载：“安西：京七千五百，都八千三百。贡氍毺、绯毡、赤铜豆、白练七千匹、水硙三。无县，管蕃府四。龟兹都督府：户四千九百七十四。在安西城内，无本。于阗毗沙府：户四千七百八十七。安西南二千里，无本。焉耆府：户一千一百六十七。（下残……），无本。疏勒府：户一千八百六十。安西二（下残……）［年］二月敕新置。无［本］。” 由此可知，安西大都护府下辖安西四镇，位于于阗毗沙门都督府之北二千里，与龟兹都督府治所“安西城”（今皮朗古城）不在同一城。 景龙二年（708年），突骑施娑葛可汗发动四路兵马，分别攻打安西（龟兹）、拨换（今阿克苏）、焉耆、疏勒。《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楚客等既受阙啜之赂，乃建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持玺书便报元振。除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已西兵募，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驰还报娑葛。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阙啜在计舒河（今塔里木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啜，杀嘉宾等。吕守素至僻城，亦见害。又杀牛师奖于火烧城，乃陷安西，四镇路绝。”计舒河，《周书·异域传》亦作“计戍水”，指塔里木河。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赤河即喀什噶尔河下游，与阿克苏河、和田河汇流后自西向东流，形成计舒河（今塔里木河）。郁头州即汉代尉头国，在今柯坪县，北魏年间为龟兹兼并。据史德城在疏勒国东境，也即郭元振驻守疏勒的“河口栅”，在图木舒克市托古孜沙来古城。据考古调查，从据史德城至拔换城沿途有众多唐代馆驿和烽燧遗址，当即郭元振驻守疏勒东境所建。 景龙三年（709年），郭元振派四镇经略使张君义从疏勒国东境河口栅（据史德城）发兵，攻打盘踞龟兹国诸城的突骑施。张大千旧藏敦煌唐写本《景龙三年张君义文书》记述了这场恶战，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录文如下： 1． 敕四镇经略使前军，（牒）张君义 2． 五月六日（破）连山阵，同日［破连山城阵。七］日破临崖阵， 3． 同日破白寺城阵。九日破瘙懩坎（府城）阵，同（日）［破……阵］，同日破仏陁城阵。 4．十一日破河曲阵。十二日破［……阵］。十四日破故城阵， 5． 同（日）破临桥阵。 6． 傔人（张君义） 这件敦煌文书上钤“盐泊都督府之印”，府址在精河县，《新唐书·地理志》说以胡禄屋阙部置。可知张君义兵分两路：一路自西而东，从据史德城出发；一路自北而南，从艾比湖南岸盐泊都督府出发，联合讨伐盘踞龟兹的突骑施。前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 由此推测，张君义东征路线为：据史德城—拔换城—阿悉言城—俱毗罗城—苦井—俱毗罗碛—白马河。 文书中“连山”之名源于龟兹语 ratresale（红山），指克孜尔千佛洞所在山脉，今称“克孜尔山”（维吾尔语qizil taγ“红山”）。因此，张君义十二日所破城池或为“连山城”。据黄文弼考察，木扎提河与克孜尔河交汇处台地上有一座古城，名曰“克孜尔土拉旧城”。1909年4月，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野村荣三郎曾来此城调查。古城平面呈方形，边长80米，城墙宽约1米，高1.23米，但东城墙被洪水冲毁。当地人称为“考西玛尔玛赛城”。我们怀疑，此城即敦煌文书的“连山城”。 据刘安志考证，文书中的“白寺城”指渭干河东岸的玉其吐尔遗址（或称“乌什吐尔遗址”，图4：2），那么同日所破“临崖”应为渭干河西岸夏合吐尔遗址（图4：1）。据法国学者皮诺（G.-J. Pinault）考证，夏合吐尔遗址在龟兹文书中称作samantatir，来自梵语samanta-tīra，意为“沿岸”。这个地名前一成分samanta-可能来自梵语sāmanta（近邻），故敦煌文书译作“临崖”。 据法国考察队调查，玉其吐尔南约1公里还有一座遗址，当地居民称作Sarai-tam（维吾尔语“宫墙”）。1909年，野村荣三郎调查过这个遗址。他在4月5日考察日记中写道：“库木土喇村北端约三百米处有废城（黄文弼称“色乃当旧城”），城墙一侧长约四十米，仅存墙壁，城内平坦，为农田。废城之北千米处有废寺（伯希和称Sarai tam），寺墙东西宽二十四米，南北长二十八米，墙上有高约七米之塔，塔面北，或为安放佛像处。废寺西北千米处、渭干河西岸（废寺对岸）有废城（今称“夏合吐尔遗址”）。”  1903年4月，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渡边哲信曾经赴渭干河畔库木土拉村调查。他在游记中写道：“库木吐拉在距库木吐拉村很近的地方，也叫塔木吐拉，是一座方形的围墙，东墙边有废塔。围墙内现已成为农田。” 1928年9月，黄文弼曾经赴库木土拉村调查。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八日移至千佛洞之南，库木土拉村庄附近旧城工作。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四百二十米，四方形，城中已开垦为熟地。余等在城东北隅，拾唐代陶片数枚，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在城北里许，且有一陶片上划汉字，字迹甚模糊。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炮台’，盖为当时守戍官兵瞭望之所。在沙雅河（案：即渭干河）西岸，与河坝洞区东庙（今称“玉其吐尔遗址”）相对，亦有古代寺庙遗址（今称“夏合吐尔遗址”）一区。”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的Sarai tam遗址与黄文弼的“色乃当旧城”并非同一遗址。前者为寺院遗址，在色乃当古城之北1000米处。野村荣三郎称为“废寺”，有七米高的佛塔（图7）。  色乃当古城位于库车县玉奇吾斯塘乡达吾孜牙村北、新、老314国道与渭干河交界处，今称“库木土拉遗址”。据新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报告，“遗址东面为耕地，北部连接一段防洪坝，西面紧邻渭干河东岸，北约2千米为玉奇吐尔遗址，以北为库木吐拉石窟。……据二普资料记载，遗址破坏十分严重，面积约75万平方米，仅见两处陶片较多，一处在北部堆积厚达1.3 米，埋着13 口大缸，呈三排排列，最大腹径达1.05米。另一处位于其南55米，厚达1.5 米，也有陶缸（图5）。地表散布大量陶片、石器、铁器和钱币。钱币主要是汉龟二体钱和龟兹铜钱。……现遗址仅存中部、南部，南北长460 米，东西宽116 米，呈狭长分布，面积约53360 平方米。地表可见陶片、铁器等遗物。……：遗址东部辟为耕地，东南角被沙土掩埋，中部及南部墙垣上有10 余个盗坑。北墙垣成为防洪坝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色乃当古城就是夏合吐尔遗址出土唐代文书所说“明府城”，那么张君义“九日破□坎（城）阵”要复原作“九日破府城阵”。如果白马渡在龟兹王城西门外古渡口，那么张君义九日所破“仏陁城”则为龟兹王城西门外27米高大佛寺，而十四日所破“故城”指龟兹王城东门外3公里的“荒城”。  从柘厥关（苏巴什遗址）至白马渡（今皮朗古城西门外古渡口）约23公里，从皮朗古城至渭干河谷口约25公里，与欧阳忞《舆地广记》说“关距安西府百里”完全相符，那么长寿元年所建安西都护府城就在库木土拉村北色乃当古城至玉其吐尔遗址之间渭干河畔（图6）。 五、安西大都护府城的建筑布局 夏合吐尔遗址出土唐代文书表明，明府城（色乃当古城）仅是安西大都护府衙署所在地，周边沙漠绿洲还模仿中原地区城市建制，至少设有三个里坊，并在城外建有八个村落。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内每500平方米规划一个居民区，称为“里坊”。唐长安城共108坊。里坊东西南北各广一里，内有十字街，四面坊墙居中开门。坊内十字街，宽约5－8米。各坊之间以街道相隔，每坊建有围墙，留有坊门，昼开夜关。唐代一里为三百步，学界一般认为约合450米。玉其吐尔遗址至色乃当古城约2000米，那么安西大都护府城至少占八坊之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900-1000米。 由于地处渭干河下游河网地带，安西大都护府城没有构筑城墙和坊墙。寺院集中分布于城内东北部，有白寺、河西寺、恃木纳寺（D.A.124号文书），以及供奉元始天尊的道观（D.A.112号文书）。白寺在东北坊，河西寺在西北坊，但供奉元始天尊的道观不知在城内何处。  据野村荣三郎考察，伯希和的Sarai-tam实乃“废寺”，位于色乃当古城北侧1000米处，寺内有高达7米的佛塔。可惜伯希和、野村荣三郎、黄文弼均未绘制该遗址平面图。好在法国考察队拍摄了色乃当废寺内规模宏大的佛塔，足有7米高（图7），与野村荣三郎说“废寺”内佛塔高约7米完全相符。我们怀疑，这所佛寺很可能是夏合吐尔出土唐代文书提到的“恃木纳寺”。其名来自龟兹王ksemārjuna（安光）之名，《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译作“剑慕王”。其文曰：“拘夷国（案：即龟兹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楼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有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这篇序文的年代为“前晋孝武帝世”，但作者不详。如果恃木纳寺确为剑慕王新蓝，那么这座寺院始建于东晋孝武帝时期（362-396年）。 安西大都护府城居民区主要分布于城内西南部，从“怀柔坊、安仁坊、和众坊”等汉语坊名看，主要为汉族居民生活区。不过，安西大都护府城相当国际化，城内还有许多昭武九姓粟特人、罗姓吐火罗、翟姓高车人，以及名曰“勿日阳”的于阗人侨居，和众坊甚至由粟特人曹德德担任坊正（D.A.134号文书）。安西大都护府城周边绿洲有八个村落，从“东王子村、西王子村、移伐孩村、南萨波村、西萨波村、僧厄黎村、伊禄梅村、南界双渠村”等胡语村名看，多为龟兹本地居民聚集地。 8世纪初，新罗高僧慧超自印度东归，途经龟兹。他在游记中写道：“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韮等也。汉僧行大乘法。……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载初元年（689年）“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如果色乃当古城是安西大都护府衙署所在地，附近想必建有大云寺。据林立考证，夏合吐尔遗址发现的壁画明显有两种风格，一种为龟兹风格，一般认为其年代为6世纪，另一种为汉地风格，和库木吐拉汉风窟中的汉风壁画风格一致，年代约为8世纪。汉代风格的佛教题材进入龟兹地区是盛唐时期，这和长寿元年（692年）唐朝收复安西四镇，并在龟兹驻军3万人，恢复安西都护府的历史事件有极大关系。 据黄文弼调查，夏合吐尔“城东有方形高塔一座，底宽八，高约七米，砖砌。形同西安大雁塔，惟顶部已残毁，我疑此为龟兹古代雀离大寺遗址。在城西亦有高塔一座，下为方形，宽约八米，上略圆形，宽约六·三米，高约六米余。城中已生青草，除拾得唐代陶片外，余无他物”。冉万里注意到夏合吐尔附近这座楼阁式方塔，认为是文献记载的大云寺或者龙兴寺之所在。如果此塔是大云寺塔，那么安西大云寺则由河西寺改建而成，安西大都护府遗址在色乃当古城及其以北地区由此而明矣。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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