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12 爱思想 范金民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各地地域商帮在运河沿线极为活跃，运河税关征缴的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各地地域商帮在运河沿线，不但通过商业贸易活动在全国南北商品流通中发挥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还通过创建商业会馆赞助文化活动，推进戏曲文化，兴起园林砌筑之风，从而营造地域文化，传承民俗文化，展示出了浓郁的商业文化风情。 关 键 词：明清 商帮 大运河 商业文化 明代至清中期，大运河沿线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带，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大运河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而根本不是如今有人所说的“民间商船是不能使用运河的”。①在这南北物货大通道上，全国各地地域商帮如徽商、山陕商人、闽粤商人、江浙商人、江西商人等极为活跃，从事食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和书籍等大宗商品，以及矿产、颜料、皮毛、果木等土特产品的经营活动。各地商帮在运河沿线的商业活动，内容繁复，多姿多色，从而营造出丰富璀璨的地域文化，构筑成大运河文化的绚丽篇章。 一、全国最为重要的南北物货大通道 大运河于明代永乐九年(1411)全线贯通，稍后明廷即迁都北平，国家南北一统，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直到19世纪早期运河淤塞前的4个多世纪中，始终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物货大通道，南北运输畅达，盛况空前。 明中期的张萱说，在运河中，“吴艧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②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运河中，“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③直到清代乾隆末年，皇帝也说：“向来南省各项商贾货船运京售卖，俱由运河经行。”④ 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通道的功能，在关税征收方面充分反映出来。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官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⑤宣德四年(1429)，为疏通钞法，明廷在全国33个府州县商贾所集之处，增收门摊税课五倍，自北京至南京沿河设立钞关7处，即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正统十一年(1446)移漷县于河西务，并在长江沿线设立金沙洲、江西九江钞关，在运河沿线增设苏州、杭州两个钞关。其后兴革不一，到万历时，只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和九江7处钞关。⑥7处钞关之设，反映出运河沿线是明代商品流通最为发达的通道，也是朝廷商品流通税收的最重要来源。万历时期运河商品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量的近93％，长江商品流量仅占7％强，到天启五年(1625)，朝廷加大税收力度，运河商品流量比重减少到88％，而长江商品流量增加到12％，但运河商品流量仍占绝对优势。⑦ 清前期，华北、江北的豆麦、杂粮、梨枣、棉花等，南方的丝绸、棉布、木材、瓷器、书籍、铅铜币材等，仍然通过运河流通，山东、河南、安徽的豆、麦、棉花、豆饼、油、苎麻，山东的梨枣、烟叶、茧绸、腌货，河南的酒曲、棉花、钉铁、药材、碱矾、烟叶，江苏北部的酒曲、杂粮、腌腊制品，北方以至边境的皮张，新疆的玉石，仍然通过运河大量南运，而江南的绸布、书籍、杂货、工艺品，仍然扬帆北上。吴建雍依据档案统计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经淮安北上的绸布船达376只，杂货船多达3896只。⑧ 如淮安关，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五年过关客船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八只，三十六年共过客船一万零四十九只，今年(三十七年——引者注)仅过船八千零八只”。⑨其中过关豆船，乾隆三十五年多达9003只，乾隆三十六年“通计共过米豆船六千五百五十五只，较上届少过船一千四百只，共过豆饼船四百一十四只，较上届少过船六百三十四只”。⑩可以计算而得，乾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麦豆船只占到全部商船的70％左右。乾隆四十一年，共有7794只商船经过淮安关，其中米麦豆船7302只，是年经过淮安关的绝大多数是粮船。 清前期，作为粮食的饼豆成为运河流通中比重最大的商品，占了关税的主要部分，而纺织品的比重日益下降。乾隆时，浒墅关税额“资于谷麦米粮者十之六七，资于布帛杂项货物者十之三四”；(11)淮关安无论年岁丰歉，总以“豆货数倍他税，其余杂货较之豆税实不及1/3”。(12)现有研究表明，清前期运河榷关的税收，大体上南下豆货占了60％至2/3。(13)但从运河流量占全国商品流通的总量来说，已由明末的80％～90％下降到清代康熙中期的50％，至雍正初年持续下降到40％，乾隆初年为1/3，嘉庆、道光年间约为30％。 上述均是通过运河交纳税款的商品，除此之外，每年经由运河的漕粮数量也较为可观。明清两朝每年征缴自相当于现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南9省区的漕粮400万石，正米加上耗米，实际达到600万余石。(14) 定制，运丁漕运粮食，准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商品，叫作“土宜”。清代前期漕船7692号，每船载正耗米500石，初定带“土宜”60石，雍正七年(1729)增为百石：又定舵水土宜20石，每船运丁舵工水手合计共可带土宜120石。额定所带土宜总数约为923000余石，加上超出部分，当在100万石左右。此后漕船所带土宜屡有增加，至嘉庆时每船增为150石，(15)则每年漕船所带土宜已远超100万石。此外，学界一向较少提及，漕船回空也可免费带货。“乾隆初定，回空各帮例带米及梨枣之类”，(16)其时漕船共计6300余只，其中江苏有2900余只，“漕船空重例俱准带货物，凡京城所需南货，全赖江南漕船带运，而江南所需北货，亦赖漕船带回。若漕船全停，不惟南北货物不能流通，与丁船亦多未便”，(17)向来出运，“回空亦许带果物六十石，江西土产磁器、夏布、竹木等项，北省所出黎[梨]枣等物，俱藉漕船往来携带，以供南北民用。今若令行停运，不但弁丁舵水人等概置空闲，与南北货物阻隔，市侩借此居奇，未免于民用不便”。(18)如此，漕船回空所带梨枣等北货，总数则在40万石左右。正耗漕粮，加上土宜与回空带货，总数在750万石以上，甚为可观。由此可见，运河流通货物的总量，其中官方免税的运量，在清代可能不在纳税商品之下，既有研究对运河流量的估计，不免过低，需要辨正。 大运河是南北物货流通大通道，既是就运河南北流通而言的，也是就运河中转接续全国其他地区的物货流通而言的。 一是运河接纳了另一大通道长江的商品流量。明代中期起，长江运输兴起，长江上游以至川楚云贵地区的木材、矿产等，通过荆州、九江、芜湖等关，顺流而下。川湖所产楠松等木，既供宫殿营建之用，又供江南地区造船制器制作家具之用。(19)因此，明代“自江、淮以至京师，簰筏相接”。(20)明后期，通过南京龙江关的各地板材，就有镇远短杉板、綦江短杉板、郁山井短杉板、播州短杉板、建昌杉板、新抬山短杉板、清江河连贰杉板、信宁连贰杉板、澧州枋杉板、巫山杉板、云阳万县杉板、忠州真州贰号板、茅洞杉板、红水杉连贰板、衡州船装松骨木等。(21)明后期，江南也部分需要上江之米。如安徽庐州出米，“吴楚间上下千里，皆资其利”。(22)到了清前期，南京城西北一带的长江中，“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凑”。(23)来自长江上中游的上千万石米粮经由江南运河源源输往苏州杭州，难以计数的竹木、板材依次流经江宁、镇江进入运河，通过无锡、苏州输往江南各地，粮食甚至接济浙东、福建缺粮地区民食。清前期，江南和浙东、福建粮食缺口增大，常年之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祲而米价不腾”。(24)由此直到咸丰初年，安徽巡抚李嘉端奏称：“芜关税课，全赖川、楚、江西货物，前赴浙江、江苏仪征、扬州、清江浦等处，转行五省销售。”(25)毫无疑问，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物货，几乎全部是进入运河南北分流输向各地的。 二是运河承受了中原乃至西北地区的流通商品。明清时期，江南与江淮、中州乃至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南京西北方向水陆间运完成的。这条商道，即是明代隆庆年间徽商黄汴所介绍的“南京至河南山西二省路”。(26)清代，凤阳关负责收缴经由此道的商品税，并一直在发挥作用。乾隆后期，凤阳关税务王懿德奏：“凤阳关税钞，米、豆十之七八，杂货止十之二三。全赖上游豫省陈州、汝、光、固等处出产米、豆，以及凤、颍、泗州各属所产粮食年岁丰稔，客商运往江苏货卖，而下江杂货亦藉回空船只顺便贩运，往来纳税，上下流通，钱粮始能丰旺。”(27)当时淮安、扬州等地税关官员也常常抱怨商民绕越淮扬大关，而从此道行走。 三是运河还转运福建、浙东地区的流通商品。明代嘉、万时人王世懋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28)浦城即福建建宁府浦城县，位于浙江与福建通道，其东北有柘岭，即分水岭，与浙江处州府丽水县分界。(29)在海运大兴以前，福建的大部分商品，是通过此道输入江南的。 运河本身南北流通的商品，加上上述几条通道商品的汇入，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域的商品均经由运河流通。所以乾隆初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不无得意地说：苏州北郊的浒墅关，“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30)嘉庆中期江苏布政使庆保也说：“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31)运河流通成为观察全国商品流通的参照物，运河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综上所述，运河沿线在明代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带，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商品流通大通道，在清代，仍是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带和商品流通大通道，是全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二、运河沿线活跃的地域商帮 明代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描述全国各地的商品都会之地，列举代表性商品，是“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32)显然运河沿线城市及其腹地所出商品最为突出，而经营这些商品的各地地域商帮极为活跃。 明中期起，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棉布、丝绸和书籍等大宗生活和文化用品生产基地，由于区域经济自然分工，产地与销场的脱节，这些大宗商品和文化用品等，均依赖各地地域商帮远距离大规模的商业经营。 明代中期起，江南棉布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有两大通道：一条经运河，过江涉淮而北走齐鲁大地，供应京师，达于边塞九镇，以山东临清为转输中心；一条出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以安徽芜湖为绾毂之地。(33)松江、太仓等地所产标布，明后期“俱走秦晋京边之路”，在华北地区有着广大范围的销路，所谓“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34)人称“自来镖行自临清以达北都，边商自蔚朔以及宣大，无不贸易此中。其上海一邑，每岁布货镖商流通者不下百万金，即染青匠役亦有万人”。(35)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36)明代常熟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37)江阴布，是一种厚实的平机布，“所去者，各盐场与江南江北”；常州与沙头(属江阴)布，“号为常熟野路，所去者止邳州及淮北淮西”。(38)无锡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地，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39)这些地区的棉布，主要销向江淮苏北地区。其时运河物流就呈现出“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或“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独特景象。(40)清代乾隆二年，河南巡抚尹会一说：“今棉花产于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41)说的仍是这种情形，棉、布对流格局仍旧。清中期，江南棉布奄有广阔的海内外市场，人称：“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坦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42)销向全国的江南棉布，仅松江一地，就可能每年高达三四千万匹。 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吴伟业说，在太仓州，“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所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43)就是闽商大量收购太仓棉的形象写照。清初一度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祥瑞”。(44)自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毋虑数十万金”。(45)清中期上海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46)形成福建蔗糖北上而江南棉花南销的对流局面。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福建、广东虽能织布，但并非如褚华所说在江南只买花而不买布，而是大量输入棉花的同时也输入棉布。 徽商、江南洞庭商人就以运河沿线的城镇苏州、临清等地为根据地，长时期大规模从事棉布贩运活动，(47)而山西、陕西商人经由运河全线，长途跋涉，将江南棉布贩运到北地乃至中亚，福建、广东商人经由运河南端，将江南棉花布匹贩运回乡，甚至将大量棉布运销东南亚以至后来的欧美各国。清前期，洞庭商人和徽商先是在江南各地棉布市镇开设字号就地踹染加工布匹，清前期又将字号转移到州阊门外山塘，山陕商人则在棉布产地坐庄收布。 丝绸贸易，万历时杭州人张瀚得意地说，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大地，“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48)康熙后期，前往杭州采购各式绸缎的山西商人总结，“各路商贾来杭兴贩绸缎，一省有一省所行之货”，其“所行之货，其绸匹至长至重，其绫纱绢口至轻至短，例付牙行定织”。(49)乾隆时杭州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50)清中期，南京所产绸缎，“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诉淮泗，道汝洛，朝觐燕饷，祭祀宾客，非宁绸贡段，人或目慑之”。(51)江南各地丝绸销向全国，走的主要是运河一线。在江南丝绸销向全国的贸易中，江浙和山陕商帮居于主导地位。 明中期起，江南是全国最大的书籍刻印生产中心，南京、苏州、杭州以及无锡、常熟、乌程等地，书籍刻印发达，品种繁多，数量庞大，远销全国乃至日本等国。而另一书籍刻印中心福建建阳之书，也畅销于江南各地。北京则是各类书籍的集中之地，书籍主要来自江南和江西。江南书籍刻印发达，但所需纸张几乎全靠从江西、福建和浙东各地输入。于是，江西、福建长汀、浙江龙游的纸商，湖州、杭州和江西等地的书商书船活跃于江南各地、运河和长江沿线。 明清时期的食盐生产和流通，两淮盐场是最大的盐场，盐斤销往长江中下游广袤的六省之地；河北、山东等地行用长芦盐场之盐；江南绝大部分地区行用两浙盐场之盐。徽州、山陕商人尤其是徽商，是运河、长江沿线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盐业运销几乎由这些地域商人垄断。 明中期起，江南由于食粮和工业用粮比重增大，已开始从长江中游输入粮食，从江淮、华北地区输入杂粮豆麦。清前期，江南除了当地食用，还接济浙东、福建一带食粮，粮食缺口加大，每年要从长江上中游输入上千万石米粮，通过运河输入华北、江淮等地的麦豆杂粮五百万石左右，从胶东和关东等地输入上千万石大豆杂粮。在此流通格局下，先是徽商，继而是江西、湖广、洞庭商人，后来是长江口两岸的苏、松、通、泰商人大力从事粮食贩运，而山东、河南、江淮商人一直从事运河沿线的相关贸易。尤其是洞庭西山商人专门从事江南与长江中游的米粮和绸布对流贸易，“上水则绸缎布匹，下水惟米而已”。(52)于是，明代后期起，在原有运河流通南布北棉格局不变的情形下，运河流通又增加了北方豆粮梨枣的南下，长江流通则在两淮食盐上溯之外，增加了上中游与下游之间米粮与绸布的对流。 江南造船业和木器制造业特别兴盛，而北京都城营建需要的珍贵木材数量惊人。徽州、江西等地木商将浙江、南直以及接邻的江西一带所产杉、松等木，或者循新安江水系，经钱塘江，抵达杭州，转运江南各地，或者由长江，经芜湖、南京，抵达镇江，转入运河，分销运河南北各地；徽州、江西和湖广木商将湖广、四川、贵州接壤地区的楠、杉等木以及板枋等材由长江顺流而下，到镇江分流，经运河贩销到华东、华北各地。万历时王士性就曾描述，川、楚之地深山老林的楠木，“大者既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力坚理腻，质轻性爽，不涩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楠”。(53)明后期，徽州、江西等地木商长年从事“皇木”的远距离贩运活动，为北京宫殿营建源源提供木材。(54) 三、浓郁的运河商业文化风情 各地商帮在运河沿线的活动，多姿多彩，除了在全国南北商品流通中发挥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还展示出浓郁的商业风情，值得考察。 1.赞助文化活动 一是赞助诗文雅集。如明末黄牡丹状元之选。歙县人郑氏侨寓扬州，科甲仕宦不绝。晚明郑超宗有影园，在西门外，中有小桃园、玉勾草堂、半浮抗体、郭翠亭、媚幽阁诸胜。著名画家董其昌以该园据胜于山影、水影和柳影之间，命名为“影园”。大盐商郑超宗就在影园中延礼名硕，四方知名之士纷至沓来，赋诗饮酒，殆无虚日。倡和投赠之作，结集而为《瑶华集》。影园中黄牡丹之瑞，郑氏大宴词人赋诗，在江楚之间征求诗篇，奉常熟名宿钱谦益主持坛坫，论定甲艺，以广东人黎遂球为状元。黄牡丹之选，雅为一时盛事。(55) 如虹桥修禊和韩江雅集。乾隆初，扬州经济文化全盛，扬州人陈章与浙江名宿全祖望、厉鹗、杭世骏等为社友，咏诗于马曰琯玲珑山馆，汇刻成集，名《韩江雅集》，为文坛雅事，全祖望至有《韩江唱和》集。(56)其时扬州诗文之会更首推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诗会以酒肴珍美蜚声远近，“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57)甚至连两淮盐政卢见曾等也以风流主持自居，与文人交相唱和，游宴觞饮。一时间，扬州文风极盛。嘉庆时扬州人林苏门因而形容：“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是诗翁。”(58) 二是接济文人。这以乾隆初年扬州盐商马曰琯曰璐兄弟最为闻名。马曰琯字秋玉，祁门县诸生，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看来雅有学养。他与当代名家交游，“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59)杭州人厉鹗，工于诗词及元人散曲，数年间在扬州为马氏食客，利于马氏丰富的藏书，著作丰夥。年届六十尚无子嗣，马氏为之割宅纳妾，及至厉回乡亡故，又为他设灵位祭奠。著名的史学家鄞县人全祖望，一度得恶疾，马曰琯出千金招聘医师，精心治疗得愈，还为全祖望置办裘衣，全感动地赋诗致谢。吴兴人姚世钰客死扬州，马氏替他料理后事，刊刻《莲花庄集》。浙江诸生范镇、苏州人楼錡，年长未婚，也赖马氏为之择配完婚。嘉兴人朱彝尊，一辈子的心血之作《经义考》，是马氏出资梓刻的。湖北天门人唐翰林客死扬州，马曰琯还赙以归其丧。苏州人陆某病重，买舟疾趋前往请求，说只有马曰琯能为其安排后事。(60)文士蒋衡写十三经，马氏花费千金为之装帧。观其行迹，诚如袁枚诗中所称“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其资助文人颇类元末的顾阿瑛。(61) 乾隆中期，歙县大盐商江春，是“二马”以后最为闻名的文人的衣食主人。江春与乾隆帝颇有交情，盛称“以布衣交天子”，平时雅擅文事，赞助文会，资助文人，“喜吟咏，好藏书，广结纳，主持淮南风雅。北郊铁佛寺荒寒多红叶，公数招杭太史世骏诸诗老，清斋赋诗终日。苏文忠公生朝，与诸诗人悬像寒香馆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方贞观、陈章、陈撰、郑燮、黄裕、戴震、沈大成、江立、吴烺、金兆燕等，“或结缟纻，或致馆餐，虚怀卑节，人乐与游，过客寓贤，皆见优礼，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62)，人多誉之为孟尝君。江春主持风雅，时彦依之获资助者甚众。 三是承担文人旅游费用。明清时代文人出游，自费者鲜见，往往由商人或地方官府买单。明后期，歙县丛睦里人汪宗孝，在扬州经营盐业致富，后移居南京，“士穷来归者，为授馆饩，远行为具资斧”。(63)洞庭东西两山是太湖中的风景名胜之地，明清时代江南文人大多前往游览过，而通常由两山商人为居停主人。康熙初年苏州古文大家汪琬称：“予惟自明万历以来，山中高赀者推许氏、翁氏两姓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结纳四方贤士大夫，非仅纤啬拥财自卫者也。故凡春秋佳日，远近篮舆画舫争集其门，一时名卿士大夫如华亭董尚书玄宰、陈徵君仲醇，嘉定李进士长蘅，太仓张内翰天如、仪部受先之属，类推翁、许为湖山主人，一切管弦歌舞之娱、牲牢酒醴供张之盛，所费殆将不赀，绝无分毫顾惜，虽古诸侯所谓宾至如归者，弗是过也。”(64)明末清初歙县商人汪汝谦，字然明，号松溪，又号湖山主人，在杭州以木兰为舟，名“不系园”，后二年，又造一画舫，名“随喜庵”，置湖上，与诗人仕女宴游。董其昌、陈继儒、黄汝亨称颂其诗“色泽高华，旨趣隽永”。(65)钱谦益曾为他题《沈宛仙女史午睡图》。(66)著名剧作家李渔以他身边的人事撰写了剧本《意中缘》。清初钱谦益向杭州来客询问汪之起居，来人一致说：“然明荫藉高华，宾从萃止，征歌选胜，狎主诗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几无主人矣。”(67)因“延纳名流，文采照映，有‘湖山主人’之目”。(68) 2.推进戏曲文化 商路即戏路。明后期到清前期昆曲唱响全国，所谓“梨园共尚吴音”“四方歌曲必宗吴门”，(69)而基本上是循着运河往前推衍的；清中期戏曲“花部”与雅部竞争市场，并逐渐取而代之，也是沿运河南下的。(70)运河沿线无论“雅部”昆曲的流衍，还是秦腔、梆子戏等“花部”的后来居上，商人的活动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招养名流创作曲目。盐商家中大多招养了一批名流，专门制曲。如蒋士铨在康山草堂的秋声馆，所撰九种曲，大多由商人出资，登台演出。扬州城内外精谙工尺的盐商，颇不乏人。家蓄名班，公私宴席，屡屡献艺。富商程志辂也喜好词曲，收录的工尺曲谱多达十数橱，绝大多数是当时孤本。其子程泽，也擅长作社，参承家传工尺四声之学。(71)著名“江左三大家”之一的江西人蒋士铨，就常寄寓在江春的康山草堂的秋声馆，编撰九种曲谱，其中《空谷香》《四弦秋》等，皆曾“朝拈斑管，夕登氍毹”。(72)两淮盐商与巡盐御史伊龄阿等人同时整理戏曲曲谱、编订曲目。 二是斥资戏曲赛事。明后期起，运河沿线城镇活跃着很多戏班。这些戏班的组成、演出，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商人的召请、赞助或捧场。商人为了洽谈商务，招待客户，奉承官府，交好士民，或者为了博取声誉，扩大名声，聘请戏班演戏是其重要手段。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商人可能是聘请戏班最为突出的。嘉靖时，南京戏班数十个，最著名的是“兴化部”和“华林部”。徽商“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将“兴化部”与“华林部”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实际是动用重金，聘用两个戏班，让它们互相竞争，分别高下。结果“兴化部”技不如人，“华林部”独着。“兴化部”主角马伶不甘失败，为了演好相国严嵩这一角色，特意进京投身可与严嵩相比的另一相国家，察言观色，熟悉言语。三年后回到南京，请求徽商再开戏宴，召集前次大会的宾客，与“华林部”再奏《鸣凤》剧，终于以惟妙惟肖和精湛的技艺胜过了“华林部”。(73)“兴化部”与“华林部”两大戏班前后两次竞争性对垒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嘉靖时经营江南的歙商潘周南、召南兄弟，笃好戏曲，好丝竹高会，召南之子之恒，挟父辈之高资，江南重要的戏曲活动均亲与其事，晚年寓居金陵，“征歌度曲”，“从秦淮联曲宴之会凡六七举”。(74)著名文学家冯梦祯在其《快雪堂日记》中就记录了苏州、松江的徽商聘请吴徽州班演出《义侠记》的情节。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 三是选拔名角。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乾隆时，苏州的大商人召集集秀班宴客。这个集秀班，是乾隆帝60大寿时苏州织造与两淮盐运使听从苏州名角金德辉建议从苏、杭、扬三府数百个戏班中精选出来的名演员组合而成的，原名集成班，因演员出类拔萃，又名集秀班。(75)最初商人徐尚志征集苏州名优为老行班，而商人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戏班，洪充有大洪班，“以布衣交天子”的盐业总商江春有德音班，后征集花部改为春台班。徐班以外，另有黄、张、汪、程诸内班。(76)可见乾隆年间扬州“七大内班”中的老徐班、老张班、大洪班、德音班等都是由商人组建的，演员大多是来自苏州等地的名角。这些戏班，每一个都身价不低。清中期人李斗描写其花费，仅戏班行头，“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虫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而大备矣。”(77)光戏班行头就如许花费，能够上台演出，其花费不赀更可想见。一般戏班自然没有这么阔气，但升斗小民肯定无力延请。可见，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为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 四是招请名流演奏。商人斥资举办的诗会酬唱，往往伴有戏曲演奏。歙县盐商汪宗孝，移居南京，“得王孙故宅废圃拓而新之，水竹花石，位置都雅，为隩室连阁，洞户绮寮，择稚齿曼容千金百琲者贮之，教以歌舞，尽一时妙选，自非襟契，不得与曲燕。翠屏绛帐中，香气与人声俱发，若鸾凤鸣烟云间”。(78)乾隆初年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等徽商的诗文之会，每一首诗吟出，即请听曲，专门邀至一厅，有老乐工四人，“均没齿颓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随后屏门开启，后进楼阁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79)商人黄氏、程氏、包氏、张氏等，大多蓄有家班，如张氏容园，“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四壁玻璃射之，冠钗莫辨”。(80)乾隆后期，秦腔魏长生到扬州投靠江春，迅速窜红，演戏一齣，江春赠以千金。由于商人的征召，姑苏名优络绎奔赴邗上，城内“苏唱街”是优伶族居之地，其上的“老郎堂”，为梨园总局所在。嘉庆十三年(1808)，新城大树巷一带，以总商余晟瑞闲园，仿效京师样式，开设了戏馆。扬州成了昆曲的第二故乡，征歌度曲极为盛行。乾隆四十二年，巡盐御史伊龄阿在扬州设局修改曲剧，黄文旸著有《曲海》十二卷，其中杂剧传奇多达千余种。苏州乾隆时期全国的戏班七十余个，不少是商人戏班。城中遍布各地的戏园，也多由商人开设。各地商人尤其是扬州盐商，可谓其时戏曲演员名副其实的衣食主人。 3.兴起园林砌筑之风 与戏曲一样，园林艺术也是商人追求效仿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突出表现。商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大批园林就在商人活跃的城镇先后兴建，而以盐商最为活跃的扬州、淮安为突出代表。歙县郑氏兄弟四人各建有王氏园、影园、嘉树园和休园，以园林相互竞尚。到了清代，“广陵甲第园林之盛，名冠东南，士大夫席其先泽，家治一区。四时花木，容与文宴周旋，莫不取适于其中”。(81)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尤其是乾隆帝南巡临幸邗上时，盐商献媚邀宠，建构了大量园林，以供奉宸赏，后人总述，“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由于乾隆朝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重复。其尤妙者在虹桥迤西一转，小金山矗其南，五顶桥锁其中，而白塔一区雄伟古朴，往往夕阳返照，箫鼓灯船，如入汉宫图画。盖皆以重资广延名士为之创稿，一一布置使然也”。(82)盛清时期，扬州盐商中的三“通人”，皆有名园，即江春的康山草堂，汪懋麟的百尺梧桐阁和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后先媲美，鼎峙而三”。(83)其他黄、江、程、湖、汪、周、王、闵、吴、徐、鲍、田、巴、余、罗、尉等商人，皆在扬州建有园林。所以清中期无锡人钱泳说，“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松工匠断断不能也”。(84)可见扬州园林文化在盐商兴盛时期也最为发达，此无异议。 淮安河下，据山阳文人李元庚的《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年间至清乾嘉时期，先后构筑园亭多达65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以程氏盐商25所为最多，约占1/3强。所以另一山阳人范一煦在《淮壖小志》中说“吾邑程氏多园林”。因盐商麇集河下，聚落面貌大变，“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85)乾隆四十九年，皇帝过淮安，两淮盐运使谕令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在荻庄建行宫。据估计，这一工程需银三百万两，花费过大，未曾完工。 乾隆时，李斗曾援引刘大观之说，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86)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道光时，常熟人郑光祖也记：“寺庙之盛莫过杭州，园庭之盛莫过扬州。康熙、乾隆百有余年，鹾商殷富，穷极土木，相竞胜，今十不存一矣。”(87)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吟诵道：“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扬州好，家祭夹徽扬，鼓发三通呼就位，灯持五色学跑方，亭设纸猪羊”；“扬州好，商界势薰天，食客盈门工献策，财神大会广开宴，满座总貂蝉”。(88) 4.营造地域文化 各地商人在运河沿岸城镇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所谓“其各省大贾，自为居停，亦曰‘会馆’，极壮丽之观”。(89)各地商人所建会馆，苏州有30余所；吴江属县盛泽镇有山西、山东、陕西、徽宁、宁绍、金陵商人建的8所会馆；南京有将近40所会馆(有些是科举试馆)；杭州有会馆20所会馆，附近的塘栖镇等也有会馆；嘉兴一府有会馆13所；湖州一府共有会馆30所；镇江太平天国前后有12所会馆；常州有4所；晚清扬州有岭南会馆(片石山房)、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浙绍会馆、嘉兴会馆、京江会馆等8所；晚清淮安有新安会馆、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山西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等近10所会馆。运河沿线分布着各地商人建立的一百数十所会馆，蔚为大观，呈现出各地浓郁的建筑文化特色。 一是丰富建筑文化。会馆由各地商人募请老家工匠按家乡建筑风格建筑，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南京评事街的江西会馆，“大门外花门楼一座，皆以瓷砌成，尤为壮丽”。(90)吴江盛泽镇上济宁商人的会馆金龙四大王庙更能反映地域商人的文化特色。该庙建于康熙六十年，吴江人陈王谟留意到其建筑形式是北方格局，感慨地说：“其庙制也，一仿北地祠宇，凡斧斤垩墁以及雕绘诸匠，悉用乎北，故其规模迥别，眼界聿新，有非寻常诸庙所得而伦比者。”(91)为了建造典型的家乡风格的馆宇，济宁商人连泥水木匠雕漆匠都用家乡人。会馆建筑富有家乡特色，如果各地地域商人都像济宁商人一样，那么有清一代江南各地由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一定极为醒目，各具特色，而又融为一体。可以说，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山陕风情、徽派造形、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运河沿线城市都有所展示。 二是体现园林文化。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可以说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如苏州的漳州天后宫，中为大殿，前辟大门，后置两堂，堂上为楼，凭眺轩豁，楼之后院及东偏，都有亭榭陂池之胜，供游人游览。(92)苏州的三山会馆天后宫，“中有陂池亭馆之美，岩洞花木之奇，为吴中名胜”。(93)苏州的邵武会馆天后宫，“殿前构立观台，分翼回廊，殿后辅以楼，楼之下为乡人讲礼燕集之所，亭轩树石，映带左右……结构精严，规模壮丽”。(94)苏州的延建会馆天后宫，“宫殿崇宏，垣庑周卫，金碧绚烂，傍及斋房别馆，罗致花石，器用具备”。(95)盛泽镇的济宁会馆大王庙，“前辟三门，又旁开甲门，筑石径以达焉，取便也。若夫崇乎其中者有台，峙乎其左右者有楼，敞乎其前者有轩。其卤偏为堂五楹，为轩三楹，疏池叠石，有亭翼然，岩洞幽邃。其东偏则起高楼，楼极闳敞壮丽，庭中列植嘉木。每春秋佳日，花卉映发，升高楼，望远山，白云缭绕，湖波淡沲，飞鸿灭没，渔歌款乃，皆庙中胜概也”。(96)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大殿右侧就是陂池假山兼具的花园。似这样的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伙，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烘托商业文化。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坐落在城镇繁华地段。苏州会馆最多，主要集中在胥门至阊门之间的商业黄金地段南濠街和七里山塘街上。嘉、道时人顾禄说：“吴城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他省商贾各建关帝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规条之所，栋宇壮丽，号为会馆。”(97)阊门外南濠街有漳州商人的漳州会馆(又名霞漳会馆)、邵武商人的邵武会馆、兴化商人的兴安会馆、金华商人的金华会馆、宁波商人的浙宁会馆、浙东纸商的浙南公所(浙右公所)，山塘桥一带有广州商人的岭南会馆、东莞商人的东官会馆(后改名宝安会馆)、新会商人的冈州会馆(又名扇子会馆)、广州商人的仙城会馆、山西商人的全晋会馆(又名白石会馆，光绪间移往中张家巷)、陕西商人的陕西会馆(又名全秦会馆)、山东登青胶等商人的东齐会馆、常州猪商的毗陵会馆，上塘街有潮州商人的潮州会馆、汀州商人的汀州会馆、徽州商人的新安会馆，上津桥下塘有镇江、扬州二府商人的镇扬公所，张家花园南有泉州会馆，三六湾有绍兴蜡烛商人的东越会馆，南城下有宣州商人的宛陵会馆，杨安弄有浙江兰溪腌腊业的兰溪公所，潭子里有海州等地商人的高宝会馆(又名江淮会馆)，十一都有江苏苏北商的江鲁会馆，鸭蛋桥有苏直鲁枣商的枣商会馆。阊门内尚义桥街有南京铜锡业的宁吴会馆，下塘官宰弄有南京皮业商人的元宁公所。万年桥大街有福州商人的三山会馆。胥门外枣市街有嘉应商人的嘉应会馆。胥门内的侍其巷有两广会馆。胥门、盘门之间的新桥巷有绍兴商人的浙绍会馆。留园五福路有江西会馆。枫桥镇有洞庭东山商人的洞庭会馆。娄门外东汇有以徽州木商为主体的大兴会馆。桃花坞大街有杭州绸缎商人的钱江会馆。南京外地商人的会馆主要分布在西起水西门、北至内桥、南至聚宝门的南京城西南角，这里是商业最为繁盛之区，江东门外是上江货物集中处，会馆也有一些。水西门内评事街有江西会馆、安徽宁国府旌德县商人的旌德会馆(另外二所在党家巷和油市大街)，陡门桥有山东会馆、洞庭东山商人的洞庭会馆，水西门大街有全闽会馆(福建会馆)。评事街南明瓦廊有陕西会馆。颜料坊有山西会馆。牛市有浙江会馆、湖州会馆(吴兴会馆)。糯米巷有河南商人的中州会馆。中华门外窑湾北有庐江三河会馆。栏杆桥有徽州会馆。江东门外上新河有江西临江商人的临江会馆，木材商人的江汉会馆，以婺源商人为主体的木业公所。杭州的外地商人会馆主要分布在西湖西吴山周围商业中心。吴山有山陕甘会馆、常州会馆、扬州会馆。木场巷有江宁会馆。柴垛桥有安徽会馆。西大街有江西会馆。羊市街有福建会馆。方谷园有四明会馆。上海的外地商人会馆主要分布在十六铺大小东门和老城内外的洋行街咸瓜弄、棋盘街、董家渡、斜桥以及城隍庙一带，以致形成了会馆密布的会馆街，东、南、西三面的城墙外也有所分布。东面的大关南有潮州府潮阳、惠来二县商人的潮惠会馆。东南角的马家厂有商船会馆。南面的洋行街有潮州会馆。东南角的妙莲桥堍有江西会馆(后移潮州会馆以西)，翠微庵西南有建宁、汀州二府商人的建汀会馆(原设于董家渡)。西南角斜桥南有徽州、宁国二府商人的徽宁会馆，常州八邑会馆，洞庭东山会馆(原在复善街)、湖南会馆。西门外南首有徽州会馆。西北有宁波商人的四明公所。城内福州路有福州商人的三山会馆，卢家湾有嘉兴商人的嘉郡会馆等。(98)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四是传承地域民俗文化。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都天会”原来只是徽州的庙会活动，徽商在运河沿线镇江、仪征、清江浦乃至南京各地举办。每年四月，徽商主持的都天会灯会，赛会三天，极为气派，堪为一景。镇江、清江浦的都天会，每年有抬阁一二十架，皆扮演故事，分上中下四层，最上一层高至四丈，超过市房楼檐，“皆用童男女为之，远观亭亭然如彩山之移动也。此外旗伞旌幢，绵亘数里，香亭数十座无一同者。又有坐马二十四匹，执辔者皆华服少年。又有玉器担十数挑，珍奇罗列，无所不备”。(99)南京的都天会，“矜奇斗胜，每周游城市，观者咸盛称‘徽州灯’”，(100)展览的花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花之属，剪纸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巧，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灯火达旦”。(101)同、光之际，经济萧条，但江西商帮举办的正月灯会仍然灯火辉煌。各地民俗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据王振忠研究，“三楚黄龙”和“龙鼓灯”等淮盐运销主要口岸湖广和安徽等地的民俗，也随着船户麇集仪征而移植于当地，成为仪征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2) 五是丰富民间宗教信仰。会馆的主要功能是联乡谊。联乡谊与奉祀神灵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地显示了各地的民间宗教信仰。各地商帮都崇奉固定的神祗。福建、广东这些航海商帮以及沿海商帮都崇奉蹈海救难、屡著灵验、佑护航学的化身妈祖(天妃、天后)。各地的天妃宫，绝大部分是闽延等各地商帮建筑的。徽州宁国商帮、山陕商帮、河南商帮、山东东齐商帮、江浙商帮等崇奉忠义侠胆、正义伟力的象征关公。山东济宁商帮、江淮商帮崇奉宋末殉节能庇佑河运的诸生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各地的大王庙往往是这些地域商帮所建。江西商帮崇拜旌阳令主许逊为许真君，有些会馆直接称为旌阳会馆或许真君庙。这些神化了的忠义、力量的化身，经历代渲染，都成了护佑一定地域或某个特定行业的功德神和守护神，已经超出了乡土神的范围。奉祀这些神祗，既祈求保佑平安吉利，又借以树立各地商帮特有的形象。同各地民间普遍供奉诸多神祗一样，各地商帮也并非以仅供一神为满足，祀奉主神的同时，也配祀、配享一个或数个乡土神甚至乡先贤。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可作为奉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商帮的企求是多方面的，相当宽泛复杂的。运河沿线布满各地商帮会馆，崇奉各地神灵，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民间宗教信仰，改变着某地的民间信仰面貌。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中的运河》，《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4期，第32页。 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7《户部六·漕运前》，《续修四库全书》第1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③李鼎：《李长卿集》卷19《借箸篇·永利第六》，万历四十年豫章李氏家刻本，第9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1453，乾隆五十九年五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390页。 ⑤《明史》卷81《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6页。 ⑥《明宣宗实录》卷50，宣德四年正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04页；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卷18《征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31页。 ⑦据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卷35《户部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501-502页)统计。唯淮安关原文作两淮，天启五年增税后总额误计为4.56万两。 ⑧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⑨贵州按察使国栋：《奏报接征淮宿海三关税课一年期满及比较不敷缘由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档案号0344-0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⑩两江总督高晋：《奏报查明三十七年份淮关税银亏短分别着赔议处缘由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档案号0344-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1)苏州织造海保折，乾隆三年十二月初七日，转引自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82页。 (12)管理淮安关事务伊拉齐折，乾隆八年二月十七日折，转引自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82页。 (13)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14)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7页。 (15)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漕船运军》，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25页。 (16)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漕船运军》，第157页。 (17)《两江总督高晋等为苏省应免漕粮请分年蠲免事奏折》，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丁进军等编选：《乾隆后期蠲缓漕赋档案》，《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第14页。 (18)《江西巡抚吴绍诗为请援例分年蠲免漕粮以广皇仁事奏折》，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丁进军等编选：《乾隆后期蠲缓漕赋档案》，《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第17页。 (19)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6页。 (20)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5《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83页。 (21)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3《职掌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652-653页。 (22)杨循吉：《庐阳客记·物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69页。 (23)康熙《江南通志》余国柱序，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24)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禁书》，《清经世文编》卷44《户政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65页。 (2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94页。 (26)黄汴：《天下水陆路程》，杨正泰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27)凤阳关税务王懿德折，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第765页。 (28)王世懋：《闽部疏》，《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本，第12页。 (29)《明史》卷45《地理六》，第1124页。 (30)两江总督那苏图折，乾隆四年三月初六日，《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档案号04-01-35-0310-0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1)《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江苏布政使庆保折，档案号04-01-35-0310-0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2)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第5页。 (33)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59《布税议》，明末范景文序刻本，第21页。 (34)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7-158页。 (35)祁彪佳：《祁彪佳文稿》督抚疏稿《题为请折官布以苏民生以裕国用以通商贾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43页。 (36)万历《嘉定县志》卷6《物产》，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第36页。 (37)嘉靖《常熟县志》卷4《食货志》，嘉靖十八年刻本，第14页。 (38)余象斗辑：《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万历二十七年刻本，第16页。 (39)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力作之利》，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7页。 (40)王象晋纂辑：《群芳谱·棉谱》小序，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5页；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69页。 (41)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清经世文编》卷36《户政一一》，第891页。 (42)钦善：《松问》，《清经世文编》卷28《户政三》，第694页。 (43)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10《木棉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9、280页。 (44)王时敏：《王时敏集》卷9《西庐家书·丙午七》，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45)乾隆：《镇洋县志》卷1《封域类·物产》，乾隆十年刻本，第13页。 (46)褚华：《木棉谱》，《丛书集成初编》第1469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排印本，第11页。 (47)明万历时谢肇涮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五杂俎》卷14《事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清前期俞蛟：“临清为山左水陆之冲，距京师八百里而近，商贾辐辏，市廛林列。”(《梦厂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关于徽商和洞庭商人在临清的经营活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和范金民：《明清洞庭商人家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 (48)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49)《杭州府仁和县告示商牙机户并禁地棍扰害碑》，康熙五十年十月；《杭州府告示商牙机户店家人碑》，康熙五十五年四月，转引自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所附碑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122页。 (50)《吴阊钱江会馆碑记》，乾隆三十七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51)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食货》，同治十三年刻本，第9页。 (52)王维德：《林屋民风》卷七《民风·公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9册，第444页。 (53)王士性：《广志绎》卷5《江南诸省》，第95-96页。 (54)参见范金民：《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55)抱阳生编：《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9“郑元勋始末”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32页；沈起凤：《稗说》卷1“黄牡丹状元”条，《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56)全祖望：《全祖望集·鲒埼亭集》卷5《小玲珑馆主人为予置裘赋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64页。 (57)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城西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172页。 (58)林苏门：《续扬州竹枝词》，赵明等编：《江苏竹枝词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59)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新城北录中》，第83页。 (60)杭世骏：《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435《文艺十三》，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2239页。 (61)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诗集》卷27《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7页。 (62)阮元：《淮海英灵集》戊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6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63)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71《汪景纯家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1册，第227页。 (64)汪琬：《钝翁续稿》卷24《乡饮宾八十翁席公仲远墓志铭》，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575页。 (65)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4《汪然明绮集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66)钱谦益：《牧斋外集》卷1《为汪然明题沈宛仙女史午睡图》，钱谦益著，钱曾笔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0页。 (67)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2《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钱牧斋全集》第6册，第1154页。 (68)吴庆坻：《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6页。 (69)徐树丕：《识小录》卷四“梁姬传”条，《丛书集成续编》第89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94年，第1072页。 (70)参见范金民、张彭欣：《花雅之争：清代中后期江南昆曲与其他地方戏曲的竞争与消长》，《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20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4月。 (71)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新城北录下》，第130页。 (72)梁章钜：《浪迹丛谈》卷2“小玲珑山馆”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 (73)侯方域：《马伶传》，王树林《侯方域全集校笺》卷5《文集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97-198页。 (7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潘太学之恒”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30页。 (75)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11《书金伶》，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79-281页。 (76)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新城北录下》，第103、119页。 (77)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新城北录下》，第129-130页。 (78)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71《汪景纯家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1册，第227页。 (79)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城西录》，第172页。 (80)黄钧宰：《金壶浪墨》卷1“盐商”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9页。 (81)刘凤浩：《个园记》，转引自朱江《扬州园林品赏录》，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 (82)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维扬胜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83)梁章钜：《浪迹丛谈》卷2“小玲珑山馆”条，第21页。 (84)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营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6页。 (85)黄钧宰：《金壶浪墨》卷1“纲盐改票”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83册，第13页。 (86)李斗：《扬州画舫录》卷6《城北录》，第144页。 (87)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六》“名园感旧”条，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90年，第16-17页。 (88)陈恒和编：《扬州丛刻》，《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3号，第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48、1053页。 (89)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71年，第950-951页。 (90)甘熙：《白下琐言》卷2，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91)《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康熙六十一年八月，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442页。 (92)蔡世远：《漳州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乾隆十年刻本，第16页。 (93)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第17页。 (94)谢钟龄：《邵武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第18页。 (95)林鸿：《延建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106《艺文》，第22页。 (96)《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康熙六十一年八月，《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42-443页。 (97)顾禄：《清嘉录》卷5“关帝生日”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 (98)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所附《江南会馆公所地区分布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297页。 (99)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都天会”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5页。 (100)程先甲：《金陵赋》，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2页。 (101)甘熙：《白下琐言》卷4，第74页。 (102)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文化》(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