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昔梁元帝萧绎，论个人文集之流行缘起及其社会效应云：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贵，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1]
萧氏谓两汉以后，“人人有集”，这是一种很夸张的说法。检《隋书·经籍志》，可知两汉人别集存留至唐代初年，不过五十家，离“人人有集”的程度，似乎还差得很远。再说，按照唐初人在《隋书·经籍志》中的说法，将个人诗文辞赋褒集于一处这种“别集”体裁，乃是“汉东京所创”；在东汉以前，虽“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因“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所以，才聚之以为“别集”[2]。清人赵翼对此进一步清楚阐释说：“据此，则古所谓‘集’，乃后人聚前人所作而名之，非作者自称为‘集’也”[3]。清代四库馆臣对此有更详细的考证，指出别集之盛，正是始于萧绎身处的南朝齐、梁两朝[4]。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自梁阮孝绪《七录》设置“文集录”，中国传统目录学分类，始有以“集”为名的类目[5]。
别集日趋繁多的结果，是产生了汇聚诸家诗文于一处的总集。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即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纂辑。再早的总集，则有晋挚虞纂《文章流别》四十一卷，而挚虞创例编纂这种诗文总集的原因，正是由于“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才从中“采摘孔翠，芟剪繁芜”，以求免却“览者之劳倦”[6]。萧绎希望有博达之士来“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以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其实也正是要编选这种萃取众家诗文精华的总集。
总集虽行，然而别集之纂辑流布，非但未能稍有减歇，反而逐朝累增。这是因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大多数人都希望能有更多的诗文流传于世；而且必需先有别集流行，所作诗文才更有可能被选入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一个地区的总集，所以，作者反而会愈加竟相纂集自己的集子。同时，正如梁元帝萧绎所述，对诗文轻重贵贱的评判，乃是因人因时而已，选家的眼光，无法得到所有读书人的认同，读者需要更为全面地阅读一个作者更多的诗文，从中做出自己的甄别；况且自东汉以后，“古人制作名集，编次多出于己”，作者在这去取编次当中，“各有深意存焉”，即“或身后出于门生故吏、子孙学者，亦莫不然”[7]。即以同一文集当中不同篇章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论，清初人顾炎武论“古人集中无冗复”，便谓之曰：“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8]选本割裂移并以后，根本无法显现这些内在的旨意。
另一方面，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隋唐因行用科举而使文化有较大普及，别集较诸以往始以较大幅度增多。同时，自东汉以来，一些由作者本人来纂集的诗文别集，也逐渐显现出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就是别集的篇幅，在逐渐过分地加大，其缘由一如白居易所云：“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9]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徐俊曾研究指出，在迄至唐代为止的整个“写本时代”，“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之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本人或由他人之所以还要来编纂诗文别集，是因为其“保存传世的意图远远大于流通的功用”[10]。白居易自编诗文集后，自言共写录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11]，就是很好的例证。
及至宋代雕版印刷术流行，“上至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时”[12]，行世个人诗文集，因之增广幅度更大，并且在当时就得以广泛传布。不过诗文别集数量更大的增长，应是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以后。著名古文学家唐顺之，曾描述当时别集盛行的情形说：
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以前，亦绝无此事。[13]
其时官员普遍刻集，最生动的例证，是据明人陈莱孝记载说，明末闻人李贽，“尝摘录《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事，勒成一帙，名曰《寿张令李老先生文集》，题其端曰：‘戴纱帽而刻集，例也。因思黑旋风李大哥也曾戴纱帽，穿圆领，坐堂审事，做寿张令半晌，不可不谓之老先生也，因刻《寿张令李老先生文集》。’”[14]逮至万历年间以后，编刻个人诗文别集的流行范围，更为广泛扩展，除了唐顺之所说的“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中“稍有名目在世者”之外，普通士人也纷纷仿效其事，清朝咸丰、同治间人平步青，列举相关记述云：
明复社盛时，依附者多，时人嘲之……曰：“坐乘轿，改个号，刻部稿，讨个小。”……《烟屿楼诗集》卷十八《送叶茝田（之蕃）司教云和》云：“一官一集一姬人，俗语丹青有宿因。看遍括苍好山色，一囊佳句一时新。”自注：“吾乡谚云：‘做一任教，刻一册稿，娶一个小。’”则甬东风气，较明末有过之无不及。[15]
《烟屿楼诗集》的作者徐时栋，为清后期鄞县人。复社成员中包括有许多没有考中科第的士人，而任教馆者社会地位更低。明后期以及有清一朝行世别集数量超轶前代之繁多，可概见于此。除了文化普及和发展的因素之外，书籍出版印刷业在明代后期的显著发展，应当在这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出版印刷业，正是分别在嘉靖和万历时期，出现了两次较大的发展，而尤以万历年间为甚。在文人普遍刊行别集的社会环境下，哪怕那些始终未能刊刻行世的文稿，大多数作者，亦未尝不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付诸梓人，传之久远。
清人赵翼，曾针对世人这一风习，在诗中议论道：
只为名心鉥肺肝，纷纷梨枣竞雕刊。岂知同在恒沙数，谁能独回大海澜？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如何三寸鸡毛笔，便作擎天柱地看。[16]
赵氏甚至还更刻薄地讥讽说：“准拟惊人都有句，谁知点鬼也无名。”“姓氏争期著述留，百年难驻况千秋。”[17]赵翼这些诗句，形象地道出，作者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选择大多并不能吻合。事实上，诗文别集在世间的存没情形，恰如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提要》中所述：“新刻日增，旧编日减。……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至于“其馀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18]四库馆臣这些话，是写给乾隆皇帝看的，语气要讲究敦厚平和；前面提到的明朝人唐顺之，在私下里同挚友王慎中评议时弊时，可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唐氏针对每一中考者例所必刻的集子，用很尖刻的言词谈论说，幸而此等所谓诗文集者，“皆不久泯灭。……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19]。
宋元以前人的集子，终究还没有像明代以后那样泛滥，而且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淘汰之后，存世数量并不太显庞多，所以明朝人已经注意藏弆。但是，明朝后期以来的诗文别集，当时的有识之士，即认为不足以存世，唐顺之甚至主张“家藏人蓄”此等别集者，要“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20]，也就是放火焚毁干净。正是由于行世诗文别集，为数过于繁多，清朝在纂修《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特别指示，对于那些“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21]，这是一种皇权强制的选择和淘汰。不过，世间大多数人，对待这些诗文别集的态度，并不都是这样严苛。尽管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刊刻诗文别集，“欲借雕虫小技以寿世”，自是“无如爝火之光，虽照不远”[22]，但也只是听其自生自灭。只是自然的汰选，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实际情形，正如唐顺之本人所云，虽然“往者灭矣，而在者尚满屋也”[23]。
其实，唐顺之等人的看法，只是旧时文人学士主要从明道立言或是诗文鉴赏角度所做的评判，若是以现代的学术视野来观察，情况会有很大不同。
民国以来，徐乃昌、邓之诚、伦明等许多人，分别从不同学术文化角度出发，着意集藏明清两朝人尤其是清人别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郑振铎，曾连续数年，“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24]，即收罗那些距其时代最近而尚未经过时间充分淘汰的清朝人的文集[25]。郑氏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哪怕是“竹头木屑”，亦“无不有用”，所以，根本“不问精粗美恶”，只要是在他书架上尚且没有庋藏，即每见必收[26]。
尽管如此，由于清人文集存世数量过于庞大，而且有很多流传稀少，郑振铎收集到的近千种清人文集，实际上只是清人文集总数中的很小一部分。另外，由于个人财力和精力所限，在当时清人别集充斥书肆的情况下，郑振铎基本上是只收文集而顾不上不收藏诗集、词集，这样，就别集总数而言，郑氏所得，更为有限。若是不论品质，不仅郑氏如此，其他收藏家庋藏的种类和数量，也大抵相似；更多的清人别集，仍然散存于千家万户。及至1949年以后，天下古籍，渐次归入公藏，才使得散落在普通人家的明清人别集，只剩下很少很少一小部分。
余生也晚，有机会有条件着手购置古籍更晚，已是旧籍日稀而书价逐年倍增。因无力竟购名刊佳椠，只能依循前辈学者如谢国桢等人之故辙，人弃我取，拾取一些无人理会的瓜蒂豆萁，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作者名不见经传的清人诗文别集。此等诗文集，文辞固然多不足取，其低劣者甚至比《儒林外史》中的“牛布衣诗稿”还要等而下之，有些只是无名鼠辈之试帖诗或制义文习作，似乎尚不及郑振铎所说之“竹头木屑”。不过，在这当中，确有一些属于孤秘罕传的集子，而拾遗补缺，本是当今私人藏书所能起到的最大社会效用；加之历年既久，也偶然得到过若干较为稀见的清代名人别集，甚至还有几部世不多见的明朝人诗文集。
若进一步析而论之，就历史研究而言，即使是看似类同垃圾的八股制义，实际同样具有史料价值。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人于慎行，曾就制举时文对其时代文风与社会风气的影响，做过很好的论述：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弊，著作之文由制举而弊，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籝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弊则俱弊，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经济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举，而欲使制举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经训而后可也。[27]
显而易见，制义文也并不是百年一体，千人一面，若能像对待其他文体一样，悉心加以探究， 自可发现其间的时代变迁和个人差异，有助于知人论世，所以，这也是治史者所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
由于这些明清人别集，俱流传无多，有些甚至可能已成为天壤间仅存之孤本，特陆续撰文公诸于世，以供编述传世明清人别集目录者采摘，本文即为其中的明代部分内容。内有一些集子，原本缺失或未定书名，今既编为书目，则不能不姑且代为拟定；又合刻别集或丛著中之别集，一律析出，单独著录，凡此，均在文中予以注明。叙述体例，仿效王重民氏《中国善本书提要》而略有增衍；排列次序，则大略依作者时代早晚而未加详考。诸家别集所谓稀见与否的界定标准，是名人从宽而寻常人物就严，非谓尊卑有差，盖集子当中所涉及时事，其意义大小有别，且诗文艺术水准之高下，亦不宜等量齐观，所以，不能不区分对待。凡《四库全书》未曾收录者均予注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曾著录者，亦予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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