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爱花 杜峥弈：隋唐时期的民族交融与文化共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01 爱思想 蒋爱花 参加讨论
摘要：隋唐王朝结束了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杂糅胡汉精神，构筑起新的大一统王朝，将海内外文化交融推向新的高峰。隋唐时期中原同域内外的文化互动大体包含三个层面，即社会生活、宗教思想、行政制度。三者之中，社会生活与宗教思想的交融最为直接，也最为明显。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调适，域内外诸族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对中原的政治认同，隋唐王朝同样展现出“爱之如一”的恢宏气度，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原典章流播四海，催生出诸族群的政治演进。三种要素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共同绘就隋唐开怀吐纳、“天下一家”的文化盛世。 关键词：隋唐 民族交融 文化交融 制度传播 天下一家 隋唐两代再造一统，在承继南北、包罗胡汉的环境中缔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化盛世。何为“文化”？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本句“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含教化之意。《现代汉语词典》称文化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西方艾略特等人也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文化的具体含义尚无定论，不过总体来看，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主要指文学艺术、生活习俗、宗教思想等方面，广义则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更为宏观的内容。隋唐与域内外各族的文化互动呈现出波澜壮阔的交往图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不足以阐释其丰富而复杂的诸多面相。基于此，本文将着眼于社会生活、宗教思想与行政制度三个维度，全方面探讨隋唐时期的域内外的文化交流，深化对隋唐盛世开放包容的认知，从文化的层面回答隋唐为何国力富强、久盛不衰的原因。 一、风物长宜放眼量：胡汉杂糅的文化与生活 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富强催生出文化的繁荣，引发了文化层面的变革，整个社会对美的需求愈发强烈。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中，隋唐时期胡汉之间的日常生活出现了“无隔华夷”的现象。 丝绸之路2000余年的历史，留给世人的不仅有绵亘万里的古道，还有不少宝贵的文化遗产、跨越东西方的文化技艺。比如，传统手工艺、音乐、舞蹈、民俗、文学、医学、航行技术等均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丝路文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焦点。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仍然绽放出古老中国的开放包容，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交融的情深谊长。 丝路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往往伴随商路贸易的发生，在人群的流动、聚合、互嵌中实现。它既不是从点到点的直接传递，也不是单一文化的强势输出，而是不同文明因多样性而产生的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认同与发展。 当我们再次思考全球范围内的丝路大动脉时，不应忽视古代中国从都城到疆域边界之间的文化交流、培育与传承，这是丝绸之路中国段本身积累的文化瑰宝。驼队、羌笛、宝船等这些深入人心的丝路意象，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团结统一的回忆。譬如驼队、驼铃这些意象也融入唐人诗作之中，不仅凉州词、边塞曲频频出现，今天的海外汉学者也用“骆驼的生死驮载”来概括汉唐之间的丝路贸易。骆驼是中国北方、西北等提供脚力的常用驮畜之一，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里详细记载了从中央到地方管理骆驼的各级机构、责任官吏、饲养方式和用途。骆驼的艺术形象（俑、壁画、服饰纹样等）与文化表达是复合且变化的，随着丝绸之路兴起，西北地区的百姓以骆驼为穿越沙漠地区的理想交通工具，边疆游牧民族善于蓄养、驾驭骆驼者大量涌现，他们牵引骆驼的形象被艺术加工为多种形态的唐三彩。牵驼俑与壁画中，骆驼的形象反复出现并在唐诗中被多次描摹，如岑参“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王昌龄“碧毛毡帐河曲游，橐驼五万部落稠”。驼队行走从大漠到都城，东行的商贾领略着中原的山川人文，因热爱中国风土而留居中原的人不胜枚举；从中原腹地出发，无数铃声遥过碛，便驮白练到安西，各民族的参与者昂首阔步、勇于开拓，他们向世界展现华夏之风，传递东方文明的善意与友谊。 魏晋以降天下板荡，中原音乐随之式微，隋唐五代的乐舞则融入大量的胡风元素，外来音乐随着周边各民族的迁徙涌入汉地，给萎靡不振的华夏乐章注入新的活力。北朝胡乐盛极一时，隋文帝下诏整理前代精华，将多元的胡乐汇成一体，才有了隋代的“七部乐”。隋炀帝又在此基础上略有增删，形成所谓“九部乐”，最终形成了留存在《隋书》上别具一格的《音乐志》。唐太宗即位后，将高昌乐纳入其中，成“十部乐”。隋唐胡乐来源极为广泛，既有日本诸岛的倭乐、印度的天竺乐，也有西域的龟兹乐、疏勒乐、突厥乐等。 隋唐时期的音乐多与舞蹈搭配，乐舞成为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根据舞蹈的不同风格，主要分为“健舞”和“软舞”。前者动作矫捷雄健，节奏明快，后者优美柔婉，节奏舒缓。深受隋唐社会喜爱的西域三大舞种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均属个性张扬的健舞。三者之中，尤以胡旋舞最为著名。胡旋舞源于西域康国，因舞者旋转如飞，乃得名“胡旋”。不少达官显贵都是胡旋好手，白居易诗《胡旋女》中亦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在唐玄宗的带动下，深宫内外习舞成风。西域乐舞之所以深受中原士人青睐，究其原因在于这些舞蹈具有游牧民族豪放、健朗的民族性格，所蕴含的矫捷明快的舞蹈风貌与当时开放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符合当时人们的欣赏趣味和审美要求。 除乐舞之外，这一时期的服饰文化也大有胡气，胡服对隋唐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李承乾做太子时，十分喜爱突厥文化，常命侍从仿效胡人装扮，在宫中嬉闹舞蹈。男子的日常穿搭中，幞头是必不可少的装饰，幞头即头巾，是受鲜卑帽直接影响的产物。与幞头配套的是圆领缺骻袍，缺骻袍是在鲜卑服装的基础上，融合西域服饰风格而改良，因衣侧开衩直抵骻部，故以“缺骻”为名。裤褶源自北方民族，传入汉地后因款式轻便常作戎服。及至隋唐，裤褶更是成为时人的日常穿搭，隋炀帝确立官服样式后，百官上朝依旧身着裤褶。唐朝顺应潮流，将裤褶正式确定为公服。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胡服构成了唐朝男性的装束世界。（图1）  隋唐五代时期的女性虽较多保留了汉式衣衫的穿着风格，但胡服在日常装扮中也不断增加。日常装扮包括裙、衫、帔等，衫是指上衣，帔是指披在肩背上的服饰，这与汉魏以来的传统服装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初唐开始，胡服成为时尚，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为之倾心。胡服在女子时装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帏帽原为游牧民族防风沙用的实用性帽子，网帷垂至颈部，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但越禁止越风行，以至“则天之后，帏帽大行”。玄宗朝，帏帽被网帷尽去、靓妆露面的胡帽所取代。女帽的演变反映了唐代社会日益开放的进程。另外，唐代女扮男装的情形十分常见，唐武宗宠爱的王才人经常身着男装，跟随武宗一同打猎，奏报的官员还将其误认为皇帝本人。 唐代的“胡姬酒肆”也是民族融合的展现，胡风满长安，胡姬成为酒肆中的标配，才子们盛赞其美貌和异域风情，大量的诗篇以她们为主角。如此一来，美的定义多了一重外来文化的浪漫风情，引领着唐代女子的大胆追求与模仿。 胡风的流动与胡风的传播致使隋唐饮食文化深受影响。《旧唐书》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可见胡食深受唐朝贵胄的喜爱。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对此记载详细：“肃宗为太子，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此则材料记载了肃宗作为太子时，为父亲侍膳，为了彰显自己爱惜食物，不惜用饼粘食父亲剩下的羊肉，而这种食用方式即是胡食的体现。 在唐代，释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提道：“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可见，唐代具有代表性的胡食为饆饠、烧饼、胡饼、搭纳，其中胡饼较有特色。胡饼包括油胡饼、肉胡饼等几类，胡饼不仅流行于中原，甚至还可能东渡传往日本。 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寄胡饼与杨万州》中称赞这种来自边疆地区的美食：“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此万州位于今重庆市万州区，白居易不顾地域阻隔将胡饼寄给远在万州的好友，反映了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无隔华夷”的唐代，食品并无内外之分，往往能够得到迅速传播。 隋唐五代多彩的民族交融在绘画艺术中得到完美复现。在众多外来绘画流派中，隋唐与西域的绘画交流为最。随着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升温，不少入唐的西域画家带来本土的绘画技法。著名画家有康国的康萨陀以及来自于阗的尉迟践质那、尉迟乙僧父子等。康萨陀技艺高超，《历代名画记》称赞他的作品“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状”。于阗诸画家身处融汇各方绘画所长，最终形成兼收并蓄且带有鲜明色彩的于阗画派，并对内地绘画产生极大影响。中原壁画也深受西域绘画影响，典型的如莫高窟壁画，呈现出缤纷绚烂、层次分明、设色多元的特点。敷色渲染技巧相当纯熟，叠晕工艺更是炉火纯青，同一色相多层晕染之下仍条理清晰，富有张力。（图2）  在壁画内容上，莫高窟也描摹了不少西域人物形象。如敦煌莫高窟中的帝释天和那罗延天，其形象与中亚粟特壁画中的神像造型极为相似，皆为椭圆脸型、眼睛稍斜、鼻子长且直。一些身着缎长袍或大翻领上衣的佛像，与在吐鲁番发现的人物形象有着许多共性。传入东土的祆教画像中同样有着大量西域人物，如唐代敦煌县曾供奉祆神，内部挂有祆主像，伊州祆教寺庙中还留有众多中亚人物肖像。 西域绘画影响隋唐绘画的同时，中原风物也出现在西域的作品中。如西域何国粟特人所绘的中华帝王像，其画风和内容均明显模仿了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又名《十三帝王像》）。这并非孤例，在康国故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唐妆仕女凤舟图，一只凤舟上坐有十名唐代装束的女子，其中一人持筝，一人持弹拨乐器，明显带有中原风格。这也证明了隋唐包容开放的盛世心态：既能从容接纳外来技艺，还可自信展示本土风采。 日本人物画、山水画、寺院壁画等大有唐风。传统中国讲求书画一家，强调书法、绘画之间的内在联系。日本众多留学生和学问僧专程来唐研习书法，还将唐土书法名品带回本国。如日本留学僧空海因得到当时书法名家五种笔法的启发而功力大增，被誉为“五笔和尚”。他还将欧阳询等人的真迹带回东瀛，极大促进了日本汉字书法热的兴起。 周边民族对隋唐书法的欣赏又与另一种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即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日本、越南等地的使者、学生纷纷来华，将所学汉文带回本国。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也在东亚风靡一时，流传甚广。汉字在东亚文化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江流九派尽朝宗：域外宗教的传入与中国化 隋唐时期儒释道文化进一步发展，其中道教受到唐代统治者（如玄宗等）的特别推崇；佛教在此时深度发展，出现“中国化”的趋势，分裂出诸多派系。隋唐时代也是域外其他宗教得以兴盛发展的时期，规模较大的如景教、波斯教、祆教。 隋文帝即位伊始，便下令废除北周时期的灭佛政策，转而鼓励修建寺院，复兴佛教，在全国一百多州建立了舍利塔百十余座。隋炀帝继承了文帝扶持佛教的方针，对佛教的倡导不遗余力。至炀帝大业三年（607），隋朝于京城大兴城修建了五座译场，极大促进了佛经的翻译流传。炀帝本人更是笃信佛教，自称佛教菩萨戒弟子。在修佛寺、译佛经、度僧人方面，隋炀帝用力颇多。有赖于隋政府的一贯支持，佛教思想及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皇亲国戚、黎民百姓中均有为数众多的虔诚信众。佛教在隋代的一个重要发展结果是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门派，如三论宗、天台宗等先后出现，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继隋朝之后，唐朝政府对佛教采取了鼓励和保护的态度。在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部分外来观念与本土信仰的冲突始终是阻碍佛教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如维护君主圣贤尊严与尊奉佛祖的矛盾、出家断俗与孝道伦理间的两难，这些关键问题悬而不决，佛教势必要面临着社会层面巨大的抵制。禅宗的名僧惠能则博采众长创立禅宗南宗，找到了重重困境下的破局之道。惠能融合佛教各派异同，兼采儒道两家论说，广泛吸收中原文化因素，使得西来佛教与儒道两家滋养的中土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禅宗思想。在教义、义理上，禅宗删繁就简，使用佛教最为基本的准则阐释儒家最为瞩目的心性问题。禅宗还融合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使自己朝着恬淡自然的方向发展。由于禅宗的本土化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哲理，不少文人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均对佛教有着深厚认识，充满禅意的诗文名作也应运而生。经过惠能的鼎力革新，佛教极大降低了信仰门槛，扩展了信众基础，成为与儒、道两家并立的中国思想体系。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常见的人物形象，其性别样貌变化集中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趋势。印度和中国早期的观音都以长须美髯的男子形象示人，佛经中称其为“勇猛丈夫”。南北朝以来，随着信众日益增多，不少妇女或舍身出家，或虔诚拜佛，她们希望佛教中有位神通广大的女性使者，能使自己拉近人世与彼岸的距离，借以抒发自身的多样情感。凭借变换女身的本领，观音菩萨自然成为塑造女性神灵的首选对象。隋唐时期的观音则变为非男非女，唐以后，观音彻底变为女身，成为体态丰腴、身披天衣的高雅女子形象。 景教是西方基督教的一支，起源于公元5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因教义不合，部分景教信众被驱逐出境而流落波斯，在当地统治者的庇护下不断发展壮大。后因波斯国衰败，部分信徒多踏上丝绸之路再度迁徙，景教至迟在唐初贞观九年（635）传入汉地。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太宗热情相迎，准许景教在东土传播，下诏于长安义宁坊设寺一座，度僧21人。高宗李治延续了此前宽容的宗教政策，还由于景僧医治了其“目不能视”的顽疾，李治随后在各州建立景教寺，册封景僧首领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即位后，命五位宗亲至景教寺行礼，并赐绢、御题匾额和前代帝王画像。 景教东传的历史实际是一部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传入中国的景教不可避免地带有中亚色彩，其教义文本原本用叙利亚语书写，在今天吐鲁番一带也发现有婆罗钵、突厥、粟特等多语种版本。景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经典的翻译深受当时盛行的儒、佛文化影响，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中便出现过如“因缘”“造化”等佛教术语，亦有“孝诚”“嗣嫡”等带有儒家色彩的词汇，这种入乡随俗的翻译方式反映了景教努力融入中原社会的情形。 隋唐时期，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其他教派也都纷至沓来。各宗教带着来自西亚、中亚、北亚各地区的文化属性融入中土，使本就绚丽多彩的隋唐文化灿然生光。此外，各宗教还起着文化桥梁的作用，如八世纪以后摩尼教在汉地广为传播，连接起唐与回鹘——长城南北农耕、游牧两大部族的深厚情谊，在唐朝的数次用兵中，回鹘均施以援手。 隋唐五代的恢宏气度吸引了众多宗教，塑造了思想激荡的盛世，拉近了中原王朝同域外的距离。域外宗教的中国化，既是外来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回应，也是自我更新的手段。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逐步与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相适应，使得信徒与主流思想相兼容，推动了宗教领域中国同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万国衣冠拜冕旒：周边政权对唐制的接纳与吸收 隋唐中央集权体系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也塑造了独树一帜的典章制度，引得周边民族纷纷效仿。这种效仿建立在各族生活与思想交融的基础上，域内外诸族群对中原的认同由浅及深，感情色彩逐步提升，最终主动拥抱隋唐的政治文化。  地处西南的南诏，在诸多制度设计上带有唐朝制度的影子。以地方行政制度为例，南诏仿效唐朝设立节度使制，兼管军民等社会基层。节度使名称的使用显然受到唐朝建制的影响，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的名称及含义犹如唐之安东、安南、安西和安北四都护府的名称和含义。（图3） 隋唐成熟的行政制度对周边民族政权产生巨大影响，不少政权纷纷效仿中原制度。册封是中央政权维持天下体系的重要形式，中原王朝常以封官加爵的形式赐予周边民族各种称号，以促进双方的友好往来。面对中原王朝先进的文化、繁荣的经济辐射，边疆民族也乐意接受隋唐王朝的册封，并与之保持密切交往。 隋唐五代的社会风气开放包容，接纳八方来客，将自身的制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各民族，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推动民族交往的同时更促进了域外各族的革新与进步，国家治理的格局以别具风采的“大国气象”辐射到了更远的异域与他乡。 朝鲜半岛的诸多民族与隋唐有着较多往来，尤其是在唐朝帮助下，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随后双方关系总体得到快速发展。新罗借鉴了唐朝政治体系，在吸收中原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良。为应对当地贵族势力过大的现状，新罗将中国制度中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合而为一，于中央设立执事省总揽国政，下设类似唐朝的六部，分管全国具体事务，借以削弱地方分权倾向。除了对中央政治框架的借鉴，新罗还在地方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如结合本土情形，设立类似唐朝州县制的九州五小京，并赋予相应的职责，进而实现了制度以及政体的中原化。 日本与中国山河悬远，但浩渺烟波阻不断东瀛来客的学习热情，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不畏风浪涉海而来。隋代以小野妹子为首的遣隋使渡海前来学习中国的厚重文化，留华数十年间，他们亲历隋唐鼎革，目睹了中国制度的先进与发达，后将毕生所学推行于日本，掀起了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大化改新。日本对隋唐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移植：政治上，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奴隶主制，建立类似隋唐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实行“二官八省一台制”，大体同唐朝“三省六部制”及九寺五监的中央行政框架对应；经济上，仿照唐朝设立户籍制、班田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司法律令方面，参照唐朝颁布《养老律令》，包括名例、卫禁、职制等十二篇，与《唐律疏议》名目完全相同。 多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发展铸就了非凡的大唐气象，塑造出影响后世的文化典范。从诗词中看，边塞诗中描绘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令人荡气回肠；壁画、乐曲、舞蹈、服装、饮食是对大一统国家和各民族自觉融入中华大家庭场景的描绘和记录。在文化层面上，疆域的广阔、经济类型的多样、地域文化的差异，为隋唐五代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新题目，丰富的民族文化滋养着唐诗的发展与传承。典章制度沿袭共用，宗教异彩纷呈，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得益彰。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唐人奔走在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热情，以身许之的感情令人肃然起敬，这是盛唐之下的文化交流，也是可信、可爱、可歌、可颂的中国故事。这一时期的魅力在于兼收并蓄与团结统一，文化的互鉴融通经历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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