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诗人、学者。早年求学于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学习美术，次年出版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任教，1928年出版诗集《死水》。闻一多的诗歌饱含深挚的爱国情感，他在《忆菊》中以菊抒怀：“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他在《发现》《一句话》《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诗歌中表达对当时蒙受深重苦难的百姓的爱，和对祖国复兴的深切期盼。他提倡诗歌要有绘画美、建筑美和音乐美，其诗集《死水》中的作品呈现出新格律诗的鲜明特征。诗歌创作外，闻一多耕耘于古代文学研究诸多领域，从杜甫到全唐诗，再上溯至《诗经》、上古神话等典籍，搭建起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经纬。 本刊特邀学者陈国恩、颜同林和何婷撰文，从“诗”的闻一多来总结闻一多的一生，评述其诗学建树，感怀其诗化人格。
——编 者
闻一多
红烛颂——纪念闻一多烈士（油画，1979年，中国美术馆藏） 闻立鹏 作
“诗”的闻一多
□陈国恩
闻一多创造性地提出了“诗的唐朝”这一范畴，遗憾的是他没有，或者来不及对这一学术范畴进行深入、系统的阐释，否则他很可能给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唐代文学史带来崭新的气象。今天，我们基于“诗的唐朝”这一概念，尝试从“诗”的闻一多来总结闻一多的一生。闻一多从新诗创作开始，继而转向学术研究，最后投身于为民主的政治运动，贯穿始终的就是诗性精神。诗，是生命极致的花朵。诗与闻一多的生命不可分割。
闻一多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首倡“新格律诗”，为新诗注入了形式美的要素。正因为如此，一般把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归入形式美的一路。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闻一多诗学思想的基础，不是带有古典色彩的形式主义诗学思想，而是基于他个人生命体验的生命诗学。他的形式诗学和人民本位的现实主义诗学，只是他的生命诗学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
闻一多说：“艺术比较的不重在所以发表的方法或形式，而在所内涵的思想和精神”，他把这种“内涵的思想和精神”称作“艺术底灵魂”。这是他1920年12月写的《电影是不是艺术？》中的观点，说明闻一多的诗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形式主义诗学基础上的。1926年，他提倡格律诗时，仍然明确地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格律是“表现的利器”，也即是工具层面上的“器”，比“器”更重要的当然是内在的“艺术底灵魂”，灵魂才可称得上是诗歌的本体。【详细】
《死水》，闻一多著，新月书店，1929年4月
《红烛》，闻一多著，泰东图书局，1923年9月初版本（书封由闻一多设计）
《楚辞校补》，闻一多著，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3月初版本
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颜同林 何 婷
在中国新诗史上，闻一多并不以创作诗歌的数量和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著称，相反，他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占优势，在这些方面超过他的新诗写作者数不胜数。但问题是，为什么闻一多留下了很多留存于世的经典之作呢？为什么诗坛后来者在清理新诗历史时，他是一个不可绕过去的审美存在呢？2024年是闻一多先生诞辰125周年，虽然他已逝世78年，但他留给诗坛的这些问题仍然在紧迫地逼问着我们。回望闻一多先生的新诗创作，回到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这一话题，似乎能寻找到某种答案。传统的诗指向过去的诗人及其作品，它是休眠的物态的；诗的传统则是容易被激活而重新焕发活力的诗的精神元素和艺术品格，外化于作品之中。闻一多诗歌的生命力，既有对传统的诗的独特的创造性转化，也有诗的传统的源头活水，两者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内驱力，使之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详细】
闻一多治印（1946年） 赵 沨 摄
重安江链子桥（纸本铅笔画，1938年3月24日） 闻一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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