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剖析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与国家叙事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以史为鉴、把握当下、开创未来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也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起的文化使命。
在罗广斌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文以《红岩》为例，探讨新中国叙事的内在逻辑、时代特征与文化价值，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提供借鉴。虽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个人感受的产物，但只有那些汇聚了时代记忆的文学，才能够成为经典。无论多么优秀的旁观者，都不如躬身入局的人的感受真切。知行合一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既拿笔又拿枪的战士。理论战线是如此，文艺战线也是如此。作家参与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张力和影响力。
长篇小说《红岩》对当代中国的几代读者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毫无疑问，它也载入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史册。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对新中国历史的叙说，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和审美意识体系，反映了人们对新中国丰富多彩的艺术想象。
1961年12月，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迄今经过多次印刷，总销量已超过1500万册，成为中国文学出版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出版奇迹。这背后有着深层的创作密码。《红岩》是一部经历了三次升华的经典：由个人感受向时代记忆升华，由历史事件向文学经典升华，由人文情怀向民族精神升华。
第一次升华是由个人感受向时代记忆升华。众所周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曾被囚禁于重庆集中营，是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罗广斌25岁，杨益言24岁。当时还有一位参与者刘德彬也是渣滓洞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在共青团重庆市委的要求下，大力宣传重庆解放前那些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三人以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进行演讲，深受广大听众欢迎。因此，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便决定将其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1950年6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作，在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众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热切期盼能读到更多的有关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故事。故而，他们三人又撰写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可以说，他们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光辉岁月，是小说《红岩》最重要的创作基石。他们作为亲历者，逐渐成为那个时代共同记忆的讲述者。杨益言曾在1979年撰文说：“报刊编辑部曾多次要我们谈谈创作情况，我们都没有照办，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总觉得，正如许多同志知道的，严格说来，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不是我们，而是无数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记录整理工作。”
第二次升华是由历史事件向文学经典升华。1956年，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到四川出差时，听了几位年轻人讲的故事，感到非常好，就鼓励他们把故事写成小说。除了朱语今，还有四川省文联兼作协主席沙汀、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张羽等也给出了很重要的意见，鼓励作者们“为了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完成一部长篇小说”。
讲述亲历的故事是一回事，写成文学作品又是另一回事。罗广斌、杨益言后来谈到，他们在创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首先，从重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它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要把普通的生活变成作品，需要有一个再认识、再创作的过程，即是说，需要按照小说的需要，有一个集中、概括、典型化的过程。但我们一进入创作实践，便被创作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所淹没。除了创作愿望和创作实践之间总是觉得矛盾重重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具体的矛盾。
这个小说是着重写狱中斗争的，又是写共产党人在狱中斗争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新课题，这不能不迫使我们从古今历史、从国内外写监狱斗争的作品中去对比分析，寻找它的特殊性，以及怎样在这一作品中去表现它。小说的背景是在解放战争年代，但不能脱离党的整个斗争而孤立地加以描写，也即是说，在写监狱内部党的斗争的同时，必须兼顾我们党在狱外的整个斗争。这一点，我们过去基本上就没有想过，更缺少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同时，从作品典型化的需要出发，除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之外，还必须补充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比如，对敌特的认识问题。我们在集中营里都和敌特斗争过，解放以后在“镇反”中也和敌特多次打过交道。我们仇恨敌人，见过不少敌人，但细细一想，便觉得并不真正理解敌人，要描写他们，还得重新学习。
我们先后提审了一批在押特务，翻看了200多万字的敌特档案材料，特别是查看了一个老牌特务连续十多年的日记以后，才对敌特那一套思想感情、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地了解，才终于觉得可以写他们了。又比如，我们发现写共产党人监狱斗争的作品太少，可供我们参考的东西不多。
小说人物，特别是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孕育时间就更长。那些在生活中曾经给了我们强烈、深刻印象的人和事，在写作中自然会强烈地影响我们，要求我们去表现。正因为这样，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从当年重庆集中营激烈的敌我斗争中开始孕育，在参加群众的口头宣传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许多细节、语言、人物、故事，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历史上实有过的。但是，实际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往往不那么集中，作为文艺作品来要求，则需要更集中更典型。小说《红岩》，同样不可免地经历过这样一个集中、补充、再创造的过程。比如小说着重描写的英雄人物之一的江雪琴，是以英勇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江竹筠烈士作为生活原型塑造的。她在狱中的表现，曾经给了狱中战友，包括我们以极深刻的教育。罗广斌同志入党，也是她介绍的。我们向青少年口头宣传时，曾经成百次地讲过她。但是，一当我们把她当作小说人物江雪琴来塑造时，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还需要集中、补充、丰富。江竹筠烈士的精神状态以及她在刑讯、就义前后的细节、语言，我们都尽可能地移植到小说人物江雪琴身上去了，但还显得单薄，于是，又给她增添了下乡、狱中绣红旗等情节，增添了她身边的一批人物关系。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上，体现了被英雄人物感动了的作者和编辑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英雄们的思维和情感。特别是在江姐上山时的感情变化的描写中，作了必要的增补和发展。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张羽建议作者补写的重点是她在看到爱人彭松涛的头颅和布告时的悲痛感情，以及见到双枪老太婆后的感情交流，目的是突出她知道老彭牺牲后的感情激荡，双枪老太婆见到江姐后对战友的负疚和关怀。在那个年代写小说有个清规戒律：英雄是不能哭的。《红岩》中却让双枪老太婆坦直地说出：“在亲人面前，你放声痛哭一场吧。”她把千言万语凝聚成有力的一句话：“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编辑建议加在她身上表达的感情，是编辑十年前访问中央苏区时，闽赣边的革命老妈妈留下的不灭的印象，编辑深信也符合双枪老太婆的感情。作者接受了编辑的意图。这种从血的代价中萌发的阶级情谊，通过她们的感情交流，也把读者带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形成了文学的典型形象。
第三次升华是从人文情怀向民族精神升华。尽管有了这么大的进步，而且废弃的稿页早已超过百万字以上，但罗广斌、杨益言总觉得结构不起来，感到缺少了什么，又说不出来。他们从这批稿页中选留了30多万字，作为初稿排印出来，送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老作家马识途看了这本暂名为《禁锢的世界》的初稿说，作者“好像还是坐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写的”。这个意见一针见血、十分中肯——马识途、沙汀等老作家也多次主动和作者一起研究稿件——但是作者当时却一点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作者后来回忆：排印稿送走以后，实际上，我们早已弄得精疲力尽，不想再改下去了。从他们从讲故事转向文学创作，已经过去三年了。几个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热情约作者到北京讨论初稿。重庆市委安排他们去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开阔眼界。1960年夏，两位作者终于成行。没有想到，到北京以后，却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两位作者一走进展览馆就立刻发现，小说里缺少的重要东西找到了：就是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那个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了若指掌、指挥若定，这一下，罗广斌、杨益言二人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尽管当时展览馆严格规定不许拍照，不许抄录，但罗广斌、杨益言二人还是站在玻璃橱窗前，把电报稿择要背诵了下来，然后走到休息处，再默到自己的本子上。罗广斌一再兴奋地说“看见了这些电报手稿，就好像航行在大海中的船只，在迷雾中突然看见了灯塔！”
1960年秋起，作者重新结构、从头再写时，就觉得顺当得多，心里踏实多了。196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当时他们看过的许多电报都收录进了《毛选》。对作者们来说，是思想上一次大的解放，对这部小说主题、结构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确定阙道隆、王维玲、张羽等三位同志为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编辑看到这次稿以后认为，小说面貌大变，还有潜力可挖，要作者再到北京修改定稿。
至此，《红岩》中所描写的监狱斗争就成为了当时整个解放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展示了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党的政策的发展变化。小说着力塑造了一个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秘密监狱的特殊条件下，坚持斗争的战斗集体。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一直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敢于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并取得全国胜利的党。这样所有逻辑都贯通了，作品由人文情怀向民族精神升华，真实地再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正如罗广斌后来谈创作思想时所一语道破的那样：“材料多少，都是量的变化；而思想高低，才起了质的变化。”
除了作者的升华，出版社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出版社编辑必须支持作者的这些转变，推动上述升华，这才是出版社的价值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重要的创举，就是将个性化的创作与社会化生产紧密结合，把个人感受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把广大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作者队伍与专业化的编辑出版队伍紧密结合，在短时间内探索出一条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方式的新路。这些经验是宝贵的，至今仍然有效。
一是站稳创作立场，这直接决定了情感的基础。决战时刻，是生死考验，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倒下去，他们最后告别时的一个眼色、一句嘱咐，都给活着的人留下特殊的、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一切，现在都要由活下来的人单独承担回忆和描写的重任了。作者对于革命烈士的描写，描摹出了庄严、神圣的革命情感——这是文学作品不可替代的地方。尽管影视作品更具感染力，但现在很多影视剧表现不出这种内在的神韵，是一种遗憾。比如许云峰为了掩护同志们脱险，他迎着叛徒走去。成岗承受了一切酷刑的考验，当敌人提他出狱的时候，他以为是赴死刑，坦然无畏地向许云峰告别说“老许，我先走一步。”江姐面临死刑时候的从容，庄严 ……都体现了这些革命者英勇牺牲的特点。他们为了伟大崇高的事业去牺牲，在别人看来是壮烈的、崇高的，而他们自己却视为平常，表现得极为平易。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精神，但却不易在影视作品中体现，一定要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用心去体悟。
又比如，《红岩》里革命英雄的顽强精神，不只是表现在用肉体去抵抗敌人的酷刑上，而更主要的是表现出了真正精神上的顽强：这种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清醒的革命头脑是连在一起的——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革命的事业和自己应尽的义务，都保持清醒、冷静的思考。比如华子良装疯，是罗世文在赴刑场的路上冷静布置的。即使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是神态清醒、镇静如素。这是一种超凡的顽强意志的表现。很可惜，现在很多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由于作者达不到这种思想与精神境界，因而写不出这么感人至深而又催人奋进的红色经典了。
二是对现实的深刻把握，特别是对各种关系的整体把握，直接影响了作品的结构、表现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即在于：作为一个作家，是“能够抓住一个人的总的特点，井且用淡淡的三两笔，勾画出他的内在的本质来。”他不是用外在东西迷惑读者的眼睛，相反，要赋予读者一双慧眼，看清事物的本质。《红岩》描写上的简洁与作品人物的行动性强是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从不需要自己出来介绍他的人物和环境，人物是通过自身的行动展示自己，环境是通过人物的眼界、感受表现出来。比如许云峰对敌人的冷嘲，江姐素爱整洁的习惯，以及龙光华对自己军衣的酷爱皆是如此。
三是人物的逐步丰富，是文学典型形象创作的必由之路。《红岩》描写的这个革命集体，不是用一个城市的地下组织可以包括的。这就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编辑张羽特别提出要他们学习《青年近卫军》和《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又比如战士龙光华从一个“受人照拂的病友”，到一个“保卫难友利益的战士”，最后成为一个搏击敌人、死不倒下的英雄的动人形象这种神来之笔，也说明了在作者思想发展之后，审美情趣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因而从这个普通战士身上，开掘出闪耀着夺目光辉的革命精神，使他成为来自武装斗争战线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普通战士的光荣代表。
《红岩》问世后，新华社、《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媒体都加以报道和推荐，曹靖华、华罗庚等均先后打来电话表示赞赏和祝贺。北影、长影、天马等电影厂纷纷派人来联系拍摄电影事宜。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不仅仅在国内，该书很快销往柬埔寨、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古巴、巴西等许多国家，皆获得很高评价。红色经典特别是革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是相当巨大的，这在今天仍不能忽略。
“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受革命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看得很重。”在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一席话，打动了亿万观众，也打动了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小女儿杨小谊，那一瞬间，她泪流满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小谊说，她被张桂梅深深感动，要送她一本自己珍藏多年的《红岩》，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她父亲的印章。
对于一件成功的事情，我们可以总结的太多了。可以从结果找原因，可以从现象看本质，也可以从流溯源，以枝寻本。如果让我们总结究竟做对了什么，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在有《红岩》的历史作为参照，更能看出事物的本真来。从《红岩》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一本好书的出版，要求编辑始终在现场，和作家、读者在同一个现场、同一个时代。好作品需要时间的积累，绝不能急功近利。
（作者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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