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语》则是屈大均的另一部学术力作。该书虽以较为灵活的笔记为载体，涵括范围也很广泛，但实质上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及学术特色的以地方社会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全书共28卷，每卷各叙事物一类，分为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货、器、宫、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等28语，869目，对广东之天文地理、山川形胜、经济物产、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文化艺术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记叙，尤注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使之在全书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关于《广东新语》撰写之目的，在该书潘耒序及屈氏自序中有多处提及，潘序说：“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至明乃大盛，名公巨卿、词人才士，肩背相望。……又以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未至其地者不闻，至其地者不尽见，不可无书以叙述之。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15]屈氏自序则说：“《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屈子曰：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又说：“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16]这些话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其一，该书实为弘扬粤省优异之人文地理、经济物产而作。屈大均曾明白地说过：“嗟乎！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17]因此，向全国推介广东，以利天下民生，屈氏深感责无旁贷。其二，是与屈氏遍历天下、广交挚友有着直接关系。虽说其初尚仅限于直觉见识之切蹉交流，即所谓“语既多，茫无端绪”，然一旦开阔了学术视野，对事物的观察有了纵向和横向比较，其学术境界就大不一样，撰成《新语》便顺理成章了。其三，是屈氏在学术上不断求实创新所致。他在自序里所提到的《广东通志》，实指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裴纂修的《广东通志》，由于经历了明清易代巨变，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屈氏撰写《新语》就是为了弥补旧志之不足。全书新增内容占70%，说明屈氏在学术创新上的确作了很大的努力，可称得上是明清易代后的《续修广东通志》。由于该书以撰述社会经济为主体，从而成为后人研究明清广东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典籍。
三
屈大均作为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其学术成就与学术特色自然是与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在史著方面更不例外。屈大均的历史与史学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下列五个方面。
（一）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作为史学家，其历史观一般都源于宇宙观。无可否认，屈大均早年曾受阳明学派“心学”的影响，提出过诸如“天地无吾之知，不能以复载；日月无吾之知，不能以照临”[18]之类的看法，这虽然未有超越王学的框架，但与“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后，他也曾以“心学”为思想武器从事抗清活动，认为：“君子处乱世，所患者无心耳。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见于今，必将见于后世。”[19]这里所说的“心”，如果联系到当时明清易代的现实去看，就明显地含有“复兴壮志”之涵义，用以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改变现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在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屈大均思想上“心学”的色彩已不断淡化，逐步地趋向于朴素唯物主义，并提出过一些颇值得注意的观点，如他说：“天地之道，道与器而已。”[20]也就是承认世界是一分为二的。又说：“道以器而形，器亦以道而形。”[21]即肯定了“道”与“器”在同一事物中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天地之道，以反而为变化”[22]。即相互依存的因素又相互矛盾斗争，从而促成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他曾以洪炉炼铁作为例证，引伸阐述宇宙之生成和发展。他说：“观洪炉之铸金，则知天地之终始矣。在炉而溶，生之也；出炉而结，成之也。……其溶也，人以为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信孰大焉。其结也，人以为信，而不知成之终也，屈孰大焉。始终相承，屈信相感，而金未尝变。”[23]这就说明了在物质不灭的前提下，世界在“溶”与“结”的循环中不断地运动变化。这些观点，对于屈大均逐步形成注重现实的历史观，无疑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立足现实，为弘扬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著史
从我国史学史的角度看，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以来，我国史学就形成了立足现实、面向当代的优良传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服务当代的。这一史学传统，对屈大均的史学思想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况且屈氏身历明清易代巨变，现实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关于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如果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去衡量，本来无可非议，但关键是清兵入关后，满洲贵族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强制推行以圈地、薙发、易服等为特征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屠杀政策，从而大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激发了全国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抗清斗争。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恪遵民族大义、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便成为当时人们所面临的头等大事。
屈大均所立足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因而弘扬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屈大均史学思想的核心。他的史学著作和大部分诗作，都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以毕生精力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便是这种思想的结晶，用以树立民族之正气。在该书《广东州县起义传》后，屈大均即评论说：“我粤忠义之士，一盛于宋，再盛于明。事虽不成，亦足以折强敌之气，而伸华夏之威。使为史者以为无益于成败之数削而不书，是不知《春秋》之义者也。夫‘蛮夷’猾夏，匹夫匹妇有能挺戈而起，其功皆可拟于汤武。……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传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于篇。”[24]他还说：“嗟乎！官无卑能，死则莫尊焉。人无贱能，死则莫贵焉。死之为重也。”[25]可见屈大均所坚持的人传原则是：人不拘贵贱，功不论大小，事不分成败，凡能坚持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不惜以死报国，就是一种最高的典范，就应传之后世而不朽。这是屈氏所理解的《春秋》之义，也是他撰史之最高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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