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虽然有时把“天”看得很重，但与民族大义相比较就不那么神圣了。他曾说过：“嗟乎！绍兴之陷，以江潮不至使番将得以飞渡，何天之不仁，必以中华尽弃之而后已耶？！……然而忠臣义士之心，不与天而俱变也。”[26]可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赞扬的是能坚持民族大义之人，而非飘渺虚无之天。这也可以说是屈氏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在他的史学思想中的客观反映。
（三）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针对晚明空谈误国的积弊而倡导的新的学术潮流。屈大均与顾炎武志向相同，他们都在努力探索学术有益于国、有利于民的问题。顾氏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屈氏因之而撰《广东新语》，前者范围全国，后者则立足广东，但都称得上是经世致用之杰作。
事实上，经世致用、注重社会经济、着眼于国计民生，正是屈大均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史学传统来看，大多是以政治为中心，在诸多“正史”里，虽也辟有《食货志》，但究其实际内容，总的来说是过于简略和薄弱，而有关社会经济的记叙则微乎其微，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缺陷。屈著《广东新语》，力矫其弊，坚持以社会经济为中心，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内容，在全书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在过去的史籍中实属少有。
屈氏经世致用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大胆地突破了“崇本抑末”传统思想束缚，即使是在叙述农业经济时，也特意将诸如果树、花木、甘蔗、烟草、茶叶、蚕桑、蒲葵、蓝靛、香料等商品经济作物的载培与大面积推广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对于所谓“工商贱业”，亦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如对具有岭南特色的制糖、陶瓷、矿产、冶铁等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规模，记叙尤为详尽。屈大均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认识到商品贸易乃带动各行各业发展的龙头。书中既追溯粤人重商的历史传统；也刻意论述粤省各地星罗棋布的市场墟集、特别是专业性市场涌现的发展势头；还记载了自明万历以来，每年于夏冬两季在广州举办为时数天或数十天不等的海外市集贸易。其用意亦在于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
屈氏在探讨粤省社会经济时曾说过：“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棹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27]他还指出明清之际广东不少地方改禾田为蔗地、桑基、果园、鱼塘、盐田，有些是陶农并举，有些是农冶并兼，其甚者更是改农为工、弃农经商，以至于素以盛产稻谷著称的南粤沃土，其粮食竟仰赖广西供应。其实这是一个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如何处理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屈大均从经世致用出发，敢于触及这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变得愈来愈尖锐的问题，并且对它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探讨，从而将史学的功能，拓展到一个前人尚未企及的领域。
此外，屈大均还尖锐地评论当时的“官贾”问题。所谓“官贾”，就是指官商一体。他指出：“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畯民以自封，既得重赀，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28]这显然是商品经济渗入官场后的一种反映，若让其发展下去，必将破坏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而招至社会动乱之恶果。因此，屈大均主张“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使“国之富藏之于民”，不要“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29]。这种主张，实不失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治国利民之至论。
（四）辩证地看待局部与全局，注重区域史研究
屈大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就不能不进行具体的区域性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为全局性研究奠立坚实的基础。所以屈氏之著述及治学风格，大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屈著《广东新语》，固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但它又绝非孤立地就广东论广东，而是将广东置于全国整体性的历史范畴中加以比较，从而确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此即所谓“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因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正如屈氏在《自序》中所说：是书“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缺也”[30]。可见屈氏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宏观上从范围全国着眼，微观上从广东着手，其意义绝不局限于补南粤地方史志之不足。屈氏还有意从理论上阐明“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他针对“子所言（即《新语》）止于父母之邦，不过一乡一国，其语为小”的说法回答道：“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无穷见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广厚见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广大与不测见矣。夫无穷不在无穷，而在昭昭。广厚不在广厚，而在一撮土。广大不在广大，而在一卷石。不测不在不测，而在一勺。故曰：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无大小，大而天下，小而一乡一国，有不语，语则无小不大。”[31]这里所说的“语小”，就是指小范围的区域性研究，是“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水”，无此则无大地、山岳、江海。屈氏这种“无小不大”、“小中见大”的见解，应该说是富有辩证哲理的。
至于《成仁录》一书所记叙的是全国范围的抗清史事，在写法上似乎与《新语》相反，即大处见小，从全国看广东。不过由于南明政权在广东的时间较长，加上屈氏对粤籍抗清诸英烈事迹比较熟悉，也可以说是屈氏把全国的抗清活动聚焦于广东，这既符合史实，也能扬己所长。可见屈氏史著在处理“大”与“小”，“局部”与“全局”上是相当成功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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