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历史的客观性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史学家的客观态度，避免自己的先入之见，要让“事实本身说话”。这种观点，就其要求客观地再现历史真实来说，是正确的，但也有明显的肤浅之处。他们的缺欠，正如卡·贝所批评的：“即使最最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在他执意说他没有先入之见这一点上，至少就有一个先入之见了。从内涵的意义上讲，历史事实在来源上已经有了陈述。”（22）贝克的见解相当深刻，他揭示了史学家在著史活动中对历史事实参与的内在必然性；但贝克也有见所不及之处。诚然，史学家在记述事实的时候，就已经向事实中注入了自己的观点。但历史事实本身与史学家的观点却并不是1对1的“混合物”。史学家表现自己观点的意志无论如何强烈，对于已有的历史事实，他也只能有选择或不选择的自由，而无改变的权利--如要改变，也必须依据已有的历史事实。否则，一个民族就不会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了。虽然史学家在确认一件历史事实时即赋予它以某种含义必须是事件本身原来具有的，而不能是史学家随意乱加的。
司马光在保持历史事实的客观公正方面，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
1、不别正闰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所谓“正统”问题。在分裂时期，各割据政权都极力标榜自己为“正统”而贬斥对立政权为“僭伪”。后世史学家在著史时，也面临以谁为正的问题，古代以帝王年号为纪年标志，采用哪家年号即意味着承认哪家为正统。司马光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23）又说：“《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纪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24）表现了司马光不偏不倚的态度。
2、突破阶级偏见司马光作为封建朝廷的一名高级官员， 能够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公正地记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真实状况。例如关于唐代黄巢大起义，其原因，《通鉴》从5方面加以概括：（1）南牙北司，互相矛盾；（2）奢侈日甚， 赋敛愈急；（3）连年水旱；（4）百姓流殍，无所控诉；（5）兵不习战，军官多败。这种概括是比较全面的，比之新旧《唐书》仅提出“朋党矛盾”、“人饥为盗”的简单记载，要深刻得多，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黄巢得到人民的拥护，后来攻占京城，《通鉴》描写：
甲骑如流，轻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25）
3、删削自我美化描写许多第一手史料，都是根据统治阶级分子的自述撰写的。司马光在撰写这些人物的史实时，很注意辨别哪些是事情的真相，哪些是无根据的夸张。例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以养士闻名。《通鉴》对他的记载基本取材于《史记·孟尝君列传》，但对原文做了较大删削，把“倾天下之士”、“无贵贱一与文等”、“士以此多归孟尝君”等夸张不实之词全部删除了。
（三）关于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与解释
西方历史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相对性、主观性做过许多研究。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个论点，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不管详加记述的事件年代多么久远，历史所涉及的也是当前的需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所以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是记载，而是评价。如果他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值得记载下来的？（26）克罗齐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很大。卡·包勃尔进一步发挥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27）弗劳德更为极端，他说：“历史就是“小孩的一匣子字母，我们爱拿它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这样来对待选择与解释，就是把严肃的史学当儿戏了。
要之，这些历史哲学家们混淆了两个阶段概念的界限，这就是：（1）当事人依据事实写的历史与史学家依据史料写的是不同的。前者我们称之为史料，后者才称之为历史。史学家主观的作用在于这两个阶段是不同的。（2）我们承认史学家在选择历史事实时，即赋予那事实一种含义，但这不同于解释。选择是客观的，而解释是主观的。所谓解释，主要应指史学家在某种历史哲学指导下，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把握，对历史事实因果关系的认识和历史事实对当今意义的解释。史学家的选择与解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所接受，取决于他的史德、史才和史识。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把解释与选择是明确分开的，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史实选择上。他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主要遵循这样几条原则：
1、努力探索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恢复历史原貌，求得历史认识的真。 这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司马光深刻认识到，他所依据的史料大多带有偏见。特别是作为一般认识史料价值较高的《实录》，基本上都是为帝王隐恶扬善的宣传，所以必须采取批判的◆度考核求实。例如唐朝建国初期，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宫廷斗争。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他的兄弟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登上皇帝宝座，是为唐太宗。新旧《唐书》在记述此事件时，主要依据经过唐太宗本人审查过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通鉴》虽然也依据这两份《实录》，但司马光采取谨慎态度，利用《革命记》等其它史料对一些关键史实加以考辨斟酌。如《实录》记建成荒淫酒色，不听命令，“有禽犬之行”，元吉“志识庸下，行同禽兽，罪戾尤多”。司马光指出：“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28）《实录》记建成、元吉擅募“长林兵”及连结后宫为内援，准备杀害世民等事，司马光没有全部采取，而是“今但取其可信者书之”。玄武门之变的直接起因，据《实录》说，是一个叫王晊的向世民告密：“太子语齐王：‘……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司马光分析：“建成前鸩秦王，高祖巳知之。今若明使壮士拉杀而欺云暴卒，高祖岂有肯信之理？此说殆同儿戏。今但云晊告建成等，则事之虚实皆未可知，所谓疑以传疑也。”（29）他以怀疑的态度记述了基本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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