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执着追求理想人格的本质是逆境中的人格自由。这种人格自由就是通过著书的方式而肆意直言，批评现实政治，抒发愤情愤意，以“思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先秦“古者狂也肆”“不降其志”的狂猖型人格理想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的“刻意尚行”型人格理想的继承和改造。由时易世移，他们之间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先秦的“狂者”、“刻意”者都属于隐逸在野之人，或守志，或放言，从政治角度看，终究归之于淡泊。他们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忧患感和使命感，他们的肆意直言仅仅是一种超越社会现实的人格实践行为，并没有转化为著述、艺术，即没有形成一种狂的审美人格，没有由理想人格转化为审美理想。司马迁则不同，他的狂的人格继承了儒家人格理想中的人道原则，特别是实践和发展了孟子学派中的人格理论，达到了充满个性的自由创造的最精纯的至高境界。同时充满着对社会的忧患感和使命感。司马迁的理想人格和人格实践经常萦回着社会与人生的矛盾，个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司马迁的人格理想与孟子的人格理想的继承关系最为明显，孟子提出的养气说，对秦以后的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的培养影响较大。孟子的所谓“气”是生理与心理因素兼而有之的一种精神力量，由于气与道义紧密结合着，因此，实质上就是一种逐渐培养起来的道德气质。这种道德气质由志来统帅⑩。气与志又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因此，孟子的理想人格既是在理性指导下培养起来的，同时又充满了个性特征，极富于主观性。司马迁受孟子的理想人格的影响极深，特别是他遭李陵之祸以后，这种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下狱而受宫刑，使他心中积有一种“愤”气。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与价值观、功利意识紧密结合着，在逆境中，在隐忍苟活的屈辱中，凝结、升华，勃发而扩展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气一而动志也”这必然产生一种强烈的追求意识，而成为他发愤气而著书的统帅，即孟子说的“志一而气动”。孟子讲志，是一种抽象的理性，而司马迁之志则有具体的特定的时代与个人的内涵。起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各种凌辱与折磨中始终相信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是敢于面对现实人生，正视社会苦难，这种志是以狂为表现形式，以痛感为深层蕴底的美，“可以称之为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11），形成了司马迁的独特的完美的道德人格。
司马迁从自身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形成认识与实践的自觉性，改造、升华了儒家仁且智的理想人格。他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实践与著述实践活动中，获得了人格上的最大自由，激发起强烈的主体意识，并经过人生与历史的沟通交流，受到启示，创造了另一种人生经验，从而进入审美和创造过程，形成一种发愤抒情式的史诗艺术风格，在审美自由中增进道德自由。司马迁的理想人格通过发愤著书的实践活动，由道德转化为审美自由，或者说是二者的融合。他，由受腐刑而产生的奇耻大辱感是生理与心理因素兼而有之的，当这种生理与心理因素转化为愤，形成一种精神力量，本是一种道德人格，但借助于著书以“通其狂感”，它才能化为富于创造性的审美个性。康德认为道德与审美之间存在着类比关系。我们研究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就不难发现这种类比关系如何集中在人格问题上。司马迁之愤，从人格理想的角度去理解它，并非抽象的理性概念，更非单纯的情感因素。它较为模糊，难以准确界定，但大致可以说是情与理的融合。这种愤倾注到《史记》的著述活动中，则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人格和鲜明的风格。恰是由于这种愤既非纯粹的道德人格，又非纯粹的审美人格，使司马迁在著述中获得社会与自然中的两种自由，使他的《史记》具有历史与文学、往古与现实的双重美，双重价值。
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追求目标之一是“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的实践活动又使司马迁的理想人格具有“天人宇宙”意识，与孔子的“仁且智”的理想人格相比较，这种具有宇宙意识的理想人格无疑是一种进步。“仁且智”的理想人格只是殷周宗法意识而没有宇宙意识。这种差别是时代使之焉也。战国以后，社会孕育着统一的发展趋势，士大夫理想人格中产生了统一天下这一观念的萌芽。特别是战国晚期的荀子、屈原等开始把人格的价值与建立大一统制度的构想联系在一起。历秦而汉，大一统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构想成为现实，到司马迁的时代，大一统的观念空前强化，他明确地表示自己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这是当时中国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国家、民族观念中最高境界。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以不同于先秦传统儒学的崭新姿态，全力构建一个空前庞大完整的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鬼神灵异，乃至无限的时空，囊括无遗的崭新的宇宙观模式。这是战国中期以前处于分裂封闭状态的士人所无法企及的。而这确是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所具备的“包括宇宙”的客观存在的条件。因此，秦汉士人把自己的理想人格的构建与“天人之际”宇宙观的构建联系在一起了，把原来儒家十分有限的理想人格，改造放大为空前广阔的天地里的具有极大活力的新理想人格。司马迁在理想人格的构建上，大致可以说是以思盂学派为基础，融汇诸家之长，受董仲舒“天人”框架的强烈影响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种组合型的理想人格结构。他一方面把人格的价值与建立大一统制度的社会发展要求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人格价值归结在“天人”宇宙体系的构建上。因此，我们说司马迁理想人格与《史记》的著述是统一社会理想与宇宙意识“合力”的产物。这种具有哲学气质与艺术气质的“合力人格”使司马迁具有一种明朗的清醒的建立在人格基础上的“知解型”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撰述历史，使发愤抒情之气养之浩然。在“通其道”的过程中，与理性的宇宙意识，孤绝的理想人格相揉合，在矛盾回旋中升华而成《史记》，使这部巨著具有浓重的主观个性色彩与西汉中期“天人”宇宙意识的历史观念，这是秦汉以前的历史家、文学家根本无力想象的，也是他们不可企及的。
司马迁的理想人格受先秦儒家和道家人格价值的影响，他的前期主要是接受儒家的影响，后期主要接受道家的影响，但他的人格价值观念又是秦汉变革时代的产物。在先秦，儒家是老庄道家的反对派，在秦汉特别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儒道两家思想关系就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既彼此对立，又互相补充。这种既矛盾又融合的关系影响着司马迁理想人格的形成。司马迁的孤愤狂放的人格实践也受这种时代思潮格局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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