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中舒先生与商史研究
殷商史是徐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此方面，徐先生的论著颇为丰富，今撮其要 者，分别述之如下。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4]一文，系徐先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所撰写 的毕业论文，后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期。该文中，徐先生首先强调了“殷、 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急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他搜罗古 代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从周人称殷为夷、为戎，殷、周畿内之地称夷，箕子逊于朝鲜等 方面说明商、周非同种民族。在该文中，徐先生还最早提出了“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 而起”的观点。他说：“周公迁殷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 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为异族，故周人贱之。其后， 汉律贱商，即由此意衍出。”徐先生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胡适先生《释儒 》（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一文即曾承其说，云：“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 名起于殷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评论说，“此固一种猜想，而弥觉其可能性之 不弱。”[5]他还发表过《殷周文化之蠡测》[6]一文，打破学者将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 一个民族所建的传统见解，进一步指出殷、周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 ，加以兴革，益得发展。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器物形制方面大体相同，惟在姓氏 、亲族及历法分旬上相异，而分旬之异并不是什么改正朔的问题，乃是民族习惯不同所 致。
徐先生所作《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7]也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名作。在该文， 他结合殷墟甲骨文记载，以证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他还通过对甲骨文“为”字结构 进行分析，以证殷人服象，必为古代相传之信史。然后由象之逐步南迁之事实以证我国 大陆古今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见解无疑极富科学性，其不仅对于先秦史研究， 而且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本文中，徐先生还对商民族 的起源地这一令学术界颇感棘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看法：“古代环渤海而居 之民族，即为中原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 ，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渐西之势。与周人之由西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 ”尽管商族起源地望问题的论争迄今仍在学术界持续进行着，徐先生的观点亦并非最后 的定论，但他的这一观点确实备受先秦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其对于殷商史 及商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无疑颇富重要的启发意义。
鬼方是屡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古代文献记载的活动颇为频繁的商代主要方国之一。由于 材料的缺乏，有关鬼方的若干问题虽然经过王国维等先生的深入研究，但所遗留的问题 仍然不少。徐先生于抗战前夕发表了有名的《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8]一文，认为《 易·既济》及《未济》“两伐鬼方，当非一时之事。”尤其他考证《易经》爻辞中伐鬼 方者并非是商王武丁，而是周王季。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 鬼戎与《易经》爻词所记震用伐鬼方者，当是一事。“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以小 邦而伐大国之敌，故有震惊、震恐之意。”此种解释，纠正了古代学者的错讹，可谓发 前人之所未发，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该文中，他还对《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 搜，东夷叛之”及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两则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 为，“商末周人势力必已远及江、汉以东，如陈，如吴，皆是。盖商人治兵于黎即所以 防周，故周人即嗾使东夷叛之，以为牵制之师。其后，纣克东夷，周人即乘之以戟黎， 卒以灭商。”这种分析颇有一定的道理，而且颇为接近商、周之际的历史实际。
商、周时期的土地制度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重大理论性问题之一。徐先生曾撰 著过《井田制度探原》[9]一文，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 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添猎社会演变而来”。“殷代田男 两服行井田制，八家为井，故其编组皆以四进”。关于战国时期文献中的“爰田”，徐 先生解释为“交换其田”。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农业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 转而它徙；其后空旷土地渐少，则需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的内涵。徐先生的 解释，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论证缜密，自成一说，受到学术界绝大部分多数学者的赞 许与支持。
商代王位继承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学术界聚讼不决的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徐先生《殷 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10]一文以为，“殷代为氏族（或称部落）社会”，“甲骨 文中王有王族，子有子族，有庸氏之族，有羽氏之族，有三族，有五族，有多子族，皆 氏族社会之徵。”“盖武丁（高宗）以前殷人仍在氏族社会时代，王子必须与其部族共同 耕稼操作。故祖甲旧为小人，武丁久劳于外，杂于小人之中，故能知小人之依，能知稼 穑之艰难。其后即位则必由部族推戴，或贵族间之选举。凡推戴或选举必多属年长之兄 弟辈。”这就是兄终弟及之制在商代颇为普遍的原因所在。在这篇学术著作中，徐先生 结合有关文献记载、甲骨文材料和民族学资料，进行科学的多重论证，所作结论，颇另 人信服。
建国以来，徐先生有关殷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继续不断涌现。他所著《黄河流域穴居 遗俗考》[11]一文，根据考古发掘指出，黄河流域一带有大批竖穴或窦穴，有的窦穴有 脚窝可以上下，有的竖穴有台阶可以出入，他还用古文字资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 殷人早期穴居，后来才有地面建筑出现，这个变化乃是因为殷人与淮河流域的民族接触 日益频繁受到他们使用地面建筑影响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地面建筑的 出现颇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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