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贡献。”[5]（P355-356）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通释类
在目录类著作中，《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先生对二书皆作了逐句笺释工作。于前者为《通释》，于后者为《提要叙讲疏》。
《汉书艺文志通释》是在早年《释例》的基础上写成的。张先生自少爱读《汉书·艺文志》，常置案头，时加笺记，欲疏证全书。至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于是加以整理，成《通释》一书。这是一部“循文通释”的疏证之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7]（P1）如《六艺略》一开头，就对通常的标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异议，认为“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做了一番论证后，又推寻“经”的本义，认为“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7]（P10）随之又解说“经十二篇”的篇名与内容、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施、孟、梁丘三家”的盛衰。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证，与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而语，对读者掌握学术的变迁大有裨益。
《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輏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迨讲毕，始自录所言，述为《讲疏》。”[8]（P1643）《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如《提要》首句：“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讲疏》云：“此昔人尊经崇孔子之说也。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然无征于《论语》，复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论语》为孔门所记，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善夫龚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必具此识，而后可以不为俗说所惑。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这样的疏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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