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实践
顾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和成就，既包括纯学术的边疆问题的研究和考释，也包括深入边疆进行实地考察的论说和实践，这都是他学术生涯“经世致用”的重要体现。虽然先生向往和平宁静的治学环境，但是国难当头、时局难容，他认识到“怎觉在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注：引自《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1页。）九·一八 之后，目击“强邻狂施压迫，民族正义正在酝酿激发”，故亟谋边疆研究，“苟欲洞悉 边情，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注：《发刊词》，《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 。）所以先生一方面积极组织和参与边疆考察，了解边情，另一方面积极从事边疆研究 ，查阅典籍，著书立说，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去。下面就从考察和研 究这两个角度来论述先生对边疆所作的贡献。
1.几次重要的边疆调查
从1931年春天开始，顾颉刚先生考察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国民革命后的古物古迹，以后又号召和参与过好多次重要的边疆考察活动。主要包括1934年夏，与燕大同事组织的绥远考察；1936年7月，组织禹贡学会河套水利调查团进行为期二十多天的 考察；1937年9月开始的西北教育考察等。此后便奔赴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地，抗战前 后一直执教于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以及抗战西迁的齐鲁、复旦等大学，几乎都在祖国 的西部度过。这样，也正如王煦华在《顾颉刚在云南》开篇所言，抗战八年，顾颉刚先 生在西北一年，云南昆明一年，成都、重庆六年。考察之中，对顾颉刚先生认识边疆问 题的严重性以及更多的关注边疆问题至关重要的考察有两次，下边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 。
第一次是绥远考察。1934年的夏天，和燕大同事前去绥远考察，不但搜集了不少塞外的故事，而且了解到内蒙自治运动有日本人支撑，进一步深切的认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从头考察先生所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变化，那就是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内容转到了对边疆现实问题更多的关注上，也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古到今”的变化。引起这个变化的背景在于边疆形势的日益严峻和边疆危机的加强，但从相对具体的变化时间来考察，1934年的绥远考察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件。当时顾颉刚先生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与谭其骧先生致力于《禹贡》半月刊的工作，正是这一次考察归来，“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中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于系统化”。（注：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后附，《西北考察日记》自序，《西北史地》，1983年4期。）可见，这一次旅行考察对先生治学的影响之大，此后便发表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介绍三篇关于王同春的文字》等重要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
第二次是西北教育调查。时间是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整整一年，由于抗战爆发，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又遭到日本人的嫉恨，被列入抓捕黑名单，而且“榜居第二”，于是应中英庚款委员会之邀，到祖国的大西北考察甘肃、青海的教育现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生一行不辞辛劳，走遍十几个县及乡镇，对沿途校舍均做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结合时弊，在临洮、渭源等地举办培养师资力量的辅导班，讲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农田水利、农村卫生等知识，难能可贵的是还结合时政进行时事教育，讲述印发英、俄、法等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之关系；正规教育之外，继续发扬创办通俗刊物的传统，任甘肃青年所办“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作抗敌宣传，赢得大家的欢迎而被聘为一些抗战团体的顾问，还应民众所求，为他们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一时各地学风渐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岷县、临潭等地也竟因先生而纸贵，使信息闭塞的大西北民众能略知当前国家所处的严峻形势，明了帝国主义的虎狼之心而加强了民族团结。虽然国事家事忧心重重，身处险境之中，但每看到眼前教育落后而求知心切的民众，先生终不忍离去，辗转百里，唯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使命。教育考察的结果是针对西北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包括绪言、西北教育现状略评、教育改进设计方案、预算书和结论五章。倡导各县应有中学，方能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同时各县应有女子小学，有利于女孩子接受小学教育。虽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一些设想未曾实现，但后来在兰州创办了科学教育馆，并在西宁办了湟中中学，使得西北教育条件有了一点改善 。
除了教育之外，在交通、风情民俗、民生吏治、医疗卫生、方言、移民、商业、城池、土司、山川自然环境等方面，也多出真知灼见，既为西北开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又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考察资料记录。一路考察中，尤其注意到了纷繁的边疆民族问题，“不忍视又不得不视，泪承于睫，以为如不急谋，不但亡国，且灭种矣。”西北民族问题复杂，他说民族关系“尤之如一家妇姑，需外人调和”。顾颉刚先生一向与回族朋友有着友好的来往，在西北又广泛与回族接触，于是在伊斯兰会上以“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为题作了讲演，希望能够民族内部精诚团结，共同来抵制外邦的挑拨离间和分割阴谋。并立下宏愿，想编一部中国通史，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
整整一年的西北考察，由于先生的坦荡无私，鞠躬尽瘁，赢得了汉、回、藏各族人民的爱戴，人们热忱地称他为“中央救苦大员”。同时与甘肃地方名流张鸿汀（维）、慕少堂（寿祺）、水楚琴（梓）等都有密切交往。先生曾作久居之计，有“榴红照眼忆乡关，已染胡尘不欲还”和“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的诗句，表面的豪放掩藏着内心深沉的痛苦。但因遭教育厅厅长的嫉恨，一年之后还是被迫离开了甘肃，前去云南。但此后，先生不论身处何地，都牵挂着甘肃的教育事业和一些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这从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有关边疆的演说、论文和著述中就能看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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