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在近代史学史研究上的独到见解。杨先生的的研究重点在古代，但对近代史学也有自己的独到之见。在《学忍堂文集》中首次发表的《说中国近代的史学》一文中，他对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一种史学体系的建立，应当是既有系统的理论，又有符合这种理论的标志性历史著述。”[2]（P444）依据这样的原则，他认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正式建立是在1901-1906年间，因为从190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到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3册的出版，新史学的基本要素才具备了。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则从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历了11年的时间。另外，他注意到了近代一些一直被忽略的史家，例如，写出《西洋史》的陈衡哲。杨先生认为她是“近现代第一位女历史学家，也是第一位在世界史方面有成就的历史学家。”[2]（P438）
3、客观的学风和平实的文风
杨先生文风平实质朴，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文章朴实无华，既无故作高深之语，亦无掉书袋之习，却又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善于概括。杨先生从小喜欢文学，即使在从事史学研究以后，仍然不废文学的大量阅读，文章却写得质朴无华，不事雕琢，其中必有深意存焉。据我推测，这大概传承自刘知几。杨先生对刘知几有精深研究，很认同刘知几文史分途的主张。他在《刘知几与<史通>》一文中这样介绍，“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强调文与史的区别，主张绝不能容许文学的辞藻损害了历史记载的真实。”[2]（P230）对此他充分肯定，认为六朝雕饰辞藻、追求华丽的骈体文作风，妨碍了史学的发展，刘知几在史学上的工作相当于韩愈在文学上“起八代之衰”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杨先生平实客观、不事雕琢的文风是对刘知几思想的自觉继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平实文风的后面蕴含着一个史学研究者对公正态度和客观精神的追求。他在《班固的史才》一文中对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谩骂班固是这样评价的：“这一篇话，可说是尽诋毁之能事。在郑樵自己觉得是大泄积忿，非常得意了。然而客观的看来，实在是意气用事，厚诬古人。刘知几虽然赞成班固断代为书的法式，但对于司马迁的长处仍加表彰；章学诚也是主张通史的，但并不任情的讥斥班固。因为对于体例方面的批评，各人的见解虽有不同，而其‘潜精积思二十年’，撰成一部巨大的史书，在史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更不能因其著作的体例不合己意，就连他的为人与学力也一概骂为一文不值了。所以郑樵这篇议论，确乎失掉了史学批评家的公正态度与客观精神，是不能令人赞同的”[2]（P8-9）。对史家公正态度和客观精神的追求，必然使杨先生在评介前人时力求客观公正，不作高深之语、惊人之论，平情而述，实事求是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杨翼骧先生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研究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尤以中国史学史研究成就卓著。史学史是晚近才出现的新学问，20世纪20年代才由梁启超开始提出“史学史”研究的设想，之后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等人做出了草创性贡献，杨先生在他们的感召下，较早投入并一直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主要方向，与尹达、白寿彝、吴泽等人共同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探索者、建设者和推动者。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他注重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的编撰，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不少创见；在漫长的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史学史的研究人才；扎实客观的治史精神和平实的文章风格中，体现了高超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杨先生的史学成就，值得我们好好总结，认真学习。
【参考文献】
[1]陆申。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J].史学史研究，1995，（2）。
[2]杨翼骧。学忍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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