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史不分家？
后现代主义不但向西方历史观念中的“大叙述”或“元叙述”挑战，而且也质疑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因为这两者都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由于科学主义观念的盛行，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从近代开始逐渐向科学靠拢；史学家力图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历史的活动。为此目的，史学家必须尽量让历史本身、即历史事实讲话，而让自己仅扮演一个转述者的角色。因此法国近代史学家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 ）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我的历史著作中，不是我替历史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讲话”。这句话可以说与兰克的“如实直书”一样有名，反映了19世纪西方史家对科学、实证史学的信心。
其实这种信心，正是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大叙述”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如所周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9世纪的上半期写过《历史哲学》一书，以后一直被人视为史学中“大叙述”观念的典型著作。的确，黑格尔的历史观，可以说是集启蒙运动以来历史思想发展的精华，不仅以“客观精神”的演化历程阐明了历史进步的原则，而且将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经验。更有趣的是，他在书中对日耳曼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结果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似乎应证了他的预言。在那个时代，西方人的确对自己的历史抱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西方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如实直书”，方能最好地表现上帝对人类历史的宏伟设计。（注：此处指的是兰克的史学观点，可见伊格尔斯：《德国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至今的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Herder
to the Present）（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Press,1968）的第2章。）
英国史家卡尔（E.H.Carr）在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历史是什么》中曾经引用了狄更新小说中一位人物的话来描述当时史学界对历史事实的推崇之意：“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艰难时世》这部小说里的葛雷格莱德先生说：‘我们需要的事实，……生活之中所需要的只有事实而已’，19世纪的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注：见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页。 ）这里所谓“只需要事实”，指的就是那种以“知天命”自居的史学家对历史所持的态度。19世纪在西方之所以被称之为“史学的时代”，也就有其道理了。
但是，这种自信的历史观，很快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当尼采、施宾格勒等人在抨击和反省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时，新康德主义者则开始怀疑史学是否科学的问题；后者的分析角度，正是想从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来阐明史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自此以后，虽然有人仍然坚持史学是科学，但声音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中气十足了。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则愈见增多--如1930年代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贝克尔（Carl Becker）就直接质疑了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一旦史学中的“大叙述”观念出现裂痕，西方历史编纂学所赖以生存的科学性也会遭人怀疑。换言之，对史学研究中主观成分的重视，是20 世纪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因此， 一些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传统史学家”像格契德·西莫法伯（GertrudeHimmelfarb）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是拾人牙慧，虽然尖刻，但却指出了以前史家对这一历史认知论问题的关心。（注：西莫法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Gertrude Himmelfarb,"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载《后现代历史读物》（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第158-174页。）
不过，与前人对科学史学的批评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察角度有其新颖之处。前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强调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指出史学无法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中立。二是注重史学家本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与他史学研究和著述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指出客观史学的不可能。比如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历史事件都是单一的，不重复的，因此历史研究无法像科学那样验证；历史研究只能通过“理解”（verstehen）， 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今人可以理解古人。而比尔德和贝克尔则用不少实例来证明，即使像兰克那样的所谓“客观史学家”，也无法摆脱个人的偏见。
但是，后现代主义则由于注重语言学的关系，更倾向于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来阐明科学史学的“神话”，因而撇开了原来纠缠不休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所周知，西方史学的基本形式是叙述体，从古希腊以来便是如此，只有在中世纪的时候，才略有不同，但以后的文艺复兴，又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以往批评科学史学的人，都没有对这一历史写作形式阐述怀疑，但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就认为叙述体这一形式，就必然会让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完整性。因此他提出了“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一观念，认为史学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得故事变得生动诱人。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不同。
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Hans Kellner）也看到了叙述体所带来的问题。他指出，虽然史学家希望能“如实直书”，充分表现历史长河的川流不息，但实际上，由于叙述的需要，他不得不经常划分历史时期，将历史分割开来。在这种为历史分段的过程中，就表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解释，因而与“如实直书”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既然史学只是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愿采用文学比喻的方式使历史的演变活动变得更容易让人理解呢？（注：凯纳：《语言和历史表征》（Hans Kellner,"Languageand
HistoricalRepresentation" ），同上，第127-13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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