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后现代主义的取径，是希望把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文史不分家，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里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因为两者都要借助于语言的关系。如同上述，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说明，语言本身有其独立的结构，并不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人们所想表达的意思。因此我们无法指望历史学家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撇开历史研究所受的史料限制，假设历史学家能掌握对过去的所有知识，他在写作成书的时候，由于受到语言的局限，还是无法让他的知识准确地传播出去。
如果说语言学的理论帮助了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历史著述的困难，那么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也为其重新界定史学的性质提供了某种启发。像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一样，西方哲学也逐渐从探究世界的本原问题转移到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于是诠释学的理论便成为了哲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传统诠释学的目的，如同施莱尔马赫所言，是为了比作者本人更了解他的作品。这里读者、作者之间的区分比较明显；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同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一样。
但是这种诠释学的传统，经过狄尔泰、胡塞尔等人的发展，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那里， 便产生了被现代诠释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注：利科：《解释学和人文科学》（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ed.,trans. &intro.,John B. Thomps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1），第54页。）海德格尔撇开了主、 客观这一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不再把诠释的工作视为读者对作者的一种认识。相反，他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向往寄托在所阅读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被阅读的对象上。这里的原因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读者在阅读以前，并不是空白一片。即使对所读的作品没有知识，人至少会对自己在社会和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有一定的感知。在阅读过程中，人不但希望藉此确定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力图改进这一位置。阅读于是就成了读者对自己期望的投射过程。换言之，所谓诠释也就是读者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这是一种用本体论（ontology）的路径来研究诠释学的作法。由此作法，读者与作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明确界限就变得十分模糊了。海德格尔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这一传统。
这一诠释学的本体论所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读者与作者的位置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作者高高在上，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读者必须对作者保持高度的尊敬，以谦恭的态度认真理解和掌握其思想、意图。但经过了海德格尔的“革命”，读者变被动为主动，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有了相当的自主性。而作者则逐渐丧失了权威性和独立性，其思想除了通过读者的理解、解释以外，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由于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作者身上的过程，作者到底想讲什么和讲了什么也就不再重要。这样一来，作者的权威性便无复存在了。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说，作者已经死亡了。而作者的死亡正是读者的诞生所造成的。（注：有关海德格尔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参见斯密斯：《尼采、海德格尔和向后现代的过渡》（Gregory Bruce Smith,Nietzsche,Heidegger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modern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第175-280页。）
这一方面的论述，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冲击很大。如所周知，历史学的工作程序，正是建立在现代诠释学的基础上的。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要比作者本人更了解其作品的话，也同样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演变的理想。唯一不同的是，一般的诠释者所面对的是一些文字作品，而历史学家要处理的是一去不返的历史长河。幸好，历史学家并不要、也不可能走回历史中去，而是要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但解读史料，也必须对史料保持高度的尊敬。其实，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尊重，胜于任何人，因为史料非但是他们研究历史的门径，而且史料还十分珍贵，往往残缺不全，如那断臂的维纳斯塑像，自发现以来一直受人膜拜、惹人遐想。换言之，虽然现代历史学家所面对的作品，它们的作者都已过往，但其死亡却使得其作品身价百倍、弥足珍贵。
当然，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作者已死”，只是一种比喻。这一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如果历史学家能对史料作随意的解释，那么历史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如果历史学家对史料的作者没有适度的尊敬，如何将之视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如果种种，粗粗想来自然十分可怕。其实，这些问题细究起来，也并不十分骇人听闻。现代历史学固然强调史料的整理与解读，但历史学家在实际工作时，还是经常对史料的真伪持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用万分挑剔的眼光审查其真实性和有用性。这在中西史学的传统中都能见到。如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就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辩”运动，对中国的古书，用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做一个彻底的搜查，希望能去伪存真。这一运动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致直到最近，中国的史学界、考古界还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注：提出这一口号的是中国大陆考古学家李学勤。有关这一“走出疑古时代”，可见《中国文化研究》，23（1999年春）上的有关论文、综述。）
再拿对史料的解释来看。虽然史学家十分珍惜史料的来之不易，但在分析史料时，却并不因其珍贵而怯于提出自己的解释。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同一史料产生不同的解释的事例几乎比比皆是、俯拾可见。我们并不能说有了这些不同的解释，就说明史学家对史料作了随意的解释（当然这种情况也存在）。换言之，对史料的尊重，并不要求史学家人云亦云，在史料、即古人面前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史学家采取的是主动的地位。我们所常说的蒐集和整理史料，就证明我们在史料面前并不匍匐蹒跚，唯命是从，而是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史料作适当的安排。史学研究的进展，也经常是伴随着史学家对新的史料的开发而达到的。史学家自然离不开史料，但没有了史学家的赏识，史料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史料也离不开史学家。或许，这里我们也可借用一下海德格尔对诠释学所作的本体论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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