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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松江一带迎神赛会，后被禁止，“各镇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皆穿鲜明蟒衣靴革，而幞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花，如扮状元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又增妓女三四十人，扮为寡妇征西、昭君出塞，色名华丽尤甚，其他彩亭旗鼓兵器，种种精奇，不能悉述，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壬辰（1592），按院甘公严革，识者快之”（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511页。）。苏州府也对演戏报赛加以禁止，“四五月间二麦登场时，醵人金钱，即通衢设高台集优人演剧，曰扮台戏。其害，男女纷杂，方三四里内，多淫奔，又盗窃乘间，且醵时苛敛，伤及农本，乡镇尤横，近二三年以禁暂息”（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676《苏州府风俗考》，第13859页。）。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志对春祈秋报之中的演戏娱乐予以正面记述，在宣化府，“春秋祈报，里社则长者敛赀，少者趋事，备牲礼祀神，召优人作戏剧娱之……其会中人竣事，则依辈行序坐，飨神馂余，鼓吹喧阗，醉饱歌舞而罢”，而且官方也参与其中的娱乐活动，“附郭三卫轮年递办于定安门官厅，卫官督委旗甲，整备车辆及各色器物，选集优人小妓，装饰如西施采莲、昭君出塞之类，种种变态，竞巧争妍，教习数日，谓之演春。届期都司长贰率属往迎，前列优妓，殿以春牛，士女纵观，填塞街市……谓之送春”（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5《宣化府风俗考》，第9145页。）。不过这种演戏酬谢在制度上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肯定。到雍正时期这一情况发生变化，雍正皇帝认为对于演戏娱庆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他说：“查州县村堡之间，豪强地棍借演戏为名敛钱肥己，招呼匪类，开设赌场，男女混淆，斗殴生事，种种不法，扰害乡愚。此则地方有司所当严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批评“但称违例演戏，而未分晰其原由，则是凡属演戏者皆为犯法”的做法。另外根据江南总督赵弘恩乾隆元年的上奏，他在雍正年间曾对地方上的聚众演戏等严加禁止，“是以地方凡有随会烧香、团聚演戏，流而为酗酒乱淫、结党积匪，大有关于世道人心，密访严拿”，但对去年冬天江南的演戏报谢之举却有另一番解释与处置，“缘去冬江南之民因蠲免皇恩，间有演戏报谢之举……且时值冬末春开，麦穗未生，无从蹂躏，虽亦当惩禁，然缘其欢欣鼓舞，出自中诚，和气冲融，天心致顺。是以臣曾面谕诸属，留心劝禁，勿相夸耀”，认为民间演戏报谢等是属于乾隆所说的“天理之宜、人情之顺”之事，因此演戏未必“违例”应禁，而需要具体分析其原因（注：乾隆元年四月十八日江南总督赵弘恩奏，《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第29页。）。
    另外，一些地方志的作者将当地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经济盛衰相联系，由对奢侈的主观批判转向寻求、解释其背后的客观原因，为奢靡的存在寻找依据。嘉靖《太平县志》记载，明初“法尚严密，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人们衣着住居朴素，合乎规定。“正统间，稍稍盛此，法网亦渐疏阔”。成化弘治间，“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屋有厅事，高广倍常，率仿效品官第宅，丈夫衣文绣，袭以青绢青绸，谓之衬衣，履丝策肥，女子服五采，衣金珠”。正德中年以来因经济衰退，“虽日挞而责其奢靡佚游，不可得已”（注：嘉靖《太平县志》卷2《地舆志下》。）。虽然也提及法律疏严与奢侈风气之间的关系， 但将经济的盛衰作为最核心的原因，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太湖县地方资料认为，当地明末时“日流侈靡，乐嬉游，相习浮竞，亦渐积使然。今又颇向勤俭，或亦势穷则返之理耶”（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78《安庆府风俗考》，第14711页。）。康熙《龙游县志》也持同样观点：“邑中室庐，往称朴素，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尚，近日物力不瞻，始稍稍从旧。”（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志》。）更有的县志回避等级伦理，由对所谓奢侈的指责与否定变为一定的肯定与赞许。康熙《石埭县志》载：“《旧志》，灯节有四十八大姓，轮放花灯，照天烛地，笙歌达旦，为鱼龙曼衍之戏。此虽耗费，然亦见升平日久，风景繁华。今则闾阎告匮，亦无前此之侈靡矣”，将所谓的侈靡视为社会升平、经济文化繁荣的表现（注：康熙《石埭县志》卷2《风土志·风俗》，1935年铅印本。）。另外就同一地区而言， 认为奢俭之别是由于贫富不同造成的，乾隆《安溪县志》指出：“贫富不一，奢俭顿殊，城邑乡村，习尚不无各别”（注：乾隆《安溪县志》卷4《礼制》。）。道光《广宁县志》说：“康熙雍正间，墙宇质朴。 迩来山田广辟，特产之利数倍于前，附城富室，陶砖砌石，丹楹刻桷，一屋动费多金，乡村富户大略类是。其次多用土砖，略加粉饰，贫民则茅茨竹篱，仍前俭朴”（注：道光《广宁县志》卷12《风俗》，1933年铅印本。）。
    上述所谓奢侈现象的出现正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体现，这一认识在部分私人文集中也有反映。陈祖范曾对此评述道：“闻诸故老，享宾或二品四品而已，今以陈馈八簋为常供，器加大，味加珍；衣服多布葛，冬寒绝少裘者，今出必重裘以为观美，余时非罗绮不御矣；往时屦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旦陈列，暮辄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歌酒之画舫日益增，倡优之技日益众，婚娶摄盛之仪日益泰，为土稚桂魄诸哗器之物日益巧，隙地皆构屋，官河为阳沟，而琴川故迹益湮，凡此者岂非人民富庶之效哉？”即认为明清时期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的如此消费是生活水平提高、百姓富庶的具体体现（注：陈祖范：《司业文集》卷2《昭文县志未刻诸小序·风俗》，浙江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九年刊本，此据影印本。）。
    （二）对奢侈的评价出现变化，重点强调其在当时社会的经济功能。认识到“奢靡”对个人与社会所带来的后果不同，区分了个人奢侈与社会增加消费的不同功用，肯定部分人奢侈消费对繁荣经济、扩大就业、增加他人收入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