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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出现的“碎片化”取向的另一面，是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早在1981年，白寿彝先生就提出：“细小问题的考证，我认为，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专门去作，但这总不能看做是我们工作上的重点。”他建议史学工作者应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但是这种叙事宏大的史论史著，直至目前真正有建树的似乎并不多见，层出不穷的是“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研究取向，不仅囿限了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而且也限制了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开展探究。结果历史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影响渐趋式微。
    尽管历史研究是要求“真”，但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那种所谓绝对求“真”只是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少学人依然寄希望通过史料还原所谓“真实”的历史。要还原历史，势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寻史料，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希望以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高规则和学术标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首先就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李大钊所谓的“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僵硬刻板，也就成为李大钊所谓的“空笔”。然而时下的历史研究，诸如这样的“空笔”又何其之多，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普通人对史学的阅读兴趣。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一些调查统计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李大钊特别强调史学致用现实、启发人生的功能，当前史界最应注重发扬四种精神
    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史学致用现实、启发人生的功能。然而这一问题，即便在今天也没有成为普遍追求的理念。“为研究而研究”、“为史学而史学”的现象依然存在着。林同济说，史学是“百学之王、百政之始”。中华民族“用历史以激发未来--且莫论其所激发者有当与否--恐怕在中国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办法了。”在笔者看来，当前史界最应注重发扬四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