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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二)(3)


    《汉书·地理志》记述丹扬郡沿革,谓“故鄣郡”[178]。《汉志》中似此仅注云“故某郡”而无具体年代者,凡两见,另一处为泗水国,注云“故东海郡”[179]。清人毛岳生虽较倾向裴骃的说法,却以为鄣郡不当预身于三十六郡之列:
    《汉志》凡止言“故”者,若故淮南、故赵、故梁、故东海、故鄣郡之类,皆属汉初所立,义可考核,非钱氏窽言。故说秦郡,不当数鄣。[180]
    毛氏所云故淮南、故赵等,皆为汉所立封国。秦只有郡而没有封国,所以仅言“故”字,即属汉自明;而“故郡”则与此情况不同,不标明朝代或帝号则无以知其何所从属。对于这一“故鄣郡”,钱大昕阐释说,这样标注,便可以“明乎非秦亦非汉”[181]。今案钱氏所说,更于情理不合,史家不应有此等笔法,恐怕是钱氏想当然耳。
    刘师培曾释此泗水国下“故东海郡”之注语云:
    泗水为东海郡分置之国,《班志》于东海郡下仅言高帝置,于泗水国则言故东海,以明东海亦为故郡,此互见之法。
    刘师培谓《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与泗水国的自注,为互文见义,自然很有见识;不过,刘氏复以为“既增故字以为别,盖亦指秦郡言”,则恐怕并不符合班固的本义和《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因为班固于东海郡下既已注明为汉高祖所置,那幺,从这一郡内分出的泗水国下所标注的“故东海郡”,自然是指高祖所置东海郡而言,不可能含有“故秦郡”的意思。
    这样一来,《汉书·地理志》中只剩下“故鄣郡”这一处与众不同的自注形式。在东汉时整理写定的《越绝书》中,有下列与鄣郡有关的记载:
    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182]
    两相合并者,只能是当时现存的郡,而不会是过去存在过的“故郡”。据此,则所谓“鄣郡”应名为“故鄣”。宋人刘敞虽然错误地以为秦朝未曾设有鄣郡,但是,刘氏却敏锐地看出:“‘故鄣’,地名自有故耳。”[183]《汉书·地理志》载丹扬郡有故鄣县[184],东汉沿承未改,萧梁刘昭云乃“秦鄣郡所治”[185],郡与郡治所在的附郭县同名,是秦汉时期普遍的地名命名方法。如秦九原郡治九原县,云中郡治云中县,代郡治代县,琅邪郡治琅邪县,临菑郡治临菑县,等等。若此故鄣县为故鄣郡治所,正符合当时的一般规律。所以,应当依据《越绝书》来校订《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将此郡名更正为“故鄣”。
    三国孙吴景帝永安年间,曾由丹阳郡中分置故鄣郡,领“芜湖以南十三县”,“治宛陵”,故鄣县亦在其中;原丹阳郡仅剩存“溧阳以北六县”。此孙吴故鄣郡治宛陵而却以故鄣为郡名,宋人周应合谓之“复为故鄣”,意即恢复秦人所置“故鄣郡”旧名[186],所说应是。孙吴设置故鄣郡一事,说明三国时当地吴人,尚且熟知秦置“故鄣郡”之本名。
    今本《史记·吴王濞列传》,有文曰“吴有豫章郡铜山”、“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187],所说都是汉初吴王刘濞的封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亦有文曰灌婴“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188],此所谓豫章亦当与吴、会稽相邻接。清人梁玉绳等以为这几处“豫章郡”,都应当是“鄣郡”的讹误[189];今周振鹤亦据《汉书·高帝纪》,论证吴王刘濞封域为东阳、鄣、吴三郡,并未领有豫章,故《史记·吴王濞列传》之“豫章”,均应为鄣郡之误[190]。梁、周等所说应是。不过,谓由“鄣郡”而讹作“豫章”,终不如依照上文所说,将“豫章郡”订正为“故鄣郡”[191],以释今本《史记·吴王濞列传》之误,乃是后世读书浅人因不解“故鄣”语义,径行妄改为“豫章”,这样似乎要更合理一些。
    《汉书·高帝纪》所载高祖册封荆王刘贾诏书,亦误书“故鄣”为鄣郡,孙吴韦昭释此“鄣郡”曰:
    鄣郡,今故鄣县也。后郡徙丹杨,转以为县,故谓之故鄣也。[192]
    依照韦昭的说法,似乎“故鄣”县本名为“鄣县”,为鄣郡的治所,后来鄣郡迁治丹杨,此地已成故地,所以才改称之为“故鄣”[193]。然而,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丹阳、溧阳、故鄣(德勇案:原作鄣故,应属乙误)、馀杭柯亭南”;始皇于此行并“徙大越民置馀杭、伊攻、□、故鄣”[194]。可见,“故鄣”这一县名,早在秦始皇时期即已存在,韦昭所说,纯属望文生义。
    其实,钱大昕对“故鄣”这一县名,曾做过很好的论述。钱氏乃谓“此犹河南之故市、涿郡之故安,当时或别有取义”[195]。若是这样,故鄣作为郡名或者县名所得名的语义,很可能与鄣山有关。《山海经·海内南经》记有“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又《山海经·海内东经》记此山名作“三天子都(山)”,为浙江(今新安江)和庐江(今青弋江)所出[196],今本《水经·渐江水》亦记渐江所出之山名为“三天子都山”。清人全祖望对此有考述云:
    顾祖禹曰:“大鄣山在绩溪县东六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一百五十里,一名三王山。”《祥符图经》云:“即三天子鄣山。”《海经》“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经》因之,盖讹鄣为都。秦置鄣郡,以此山名也。
    郭璞曰:“三天子鄣山,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玉山,浙水出其旁。”《寰宇记》曰:“大鄣山,吴、越于此分界。”……予意“渐”字即“浙”字,《水经》误分为二名,《注》引《汉志》浙江者是已。……案《山海经》三天子鄣有三,一曰在闽西海北,即浙江之源也,郭景纯云“今在新安歙县东,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旁”者也;一曰在衡山,即庐江之源也,汉人以霍山为衡山,所谓在彭泽者是也;一曰在海中,则不知其处。说者曰匡庐是西鄣,徽是东北大鄣,婺之永阳亦有三天子鄣,是南鄣,其说当存而不论。[197]
    依全氏所说,故鄣郡之得名,自应缘于境内之鄣山;而“故鄣”之“故”字,或与全氏所述鄣山山名不止一处而需要有所区分有关[198]。
    黔中和故鄣两郡在秦始皇所设三十六郡之中,都不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本注。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引起后世学者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看法,产生诸多歧异。颇疑班固编纂《汉书·地理志》时,本有一略似后世国史地理志那样经过初步整理的档册,并已确立《汉书·地理志》所采用的叙述体例。今《汉书·地理志》叙述郡国建置沿革,时间以成帝元延、绥和之际为断[199],就是因为它所依据的是这种经过西汉人初步整理的资料,而不是通西汉一代的原始档案,其整理的时间,即在此一时期稍后。黔中和故鄣各自都有特殊情况,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舛误。
    故鄣郡的情况比较简单。此郡既名为故鄣,依《汉书·地理志》通例,若果为秦初并天下三十六郡之一,则应在丹扬郡下注为“故秦故鄣郡”(或“秦故鄣郡”)。原始档案理应如此。应该是因整理档册者不明“故”字为郡名的一部分,径将其视作表示“过去”语义的“鄣郡”的修饰语[200],以致视原文为迭床架屋,径行减省掉“故秦”(或“秦”)二字,只剩下“故鄣郡”字样。这种形式后来则为《汉书·地理志》所盲目承用[201]。
    清人惠栋,本来依据《越绝书》,早已看出《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下自注之“故鄣郡”,应当将“故鄣”二字合在一起,读作郡名,可是,不知出于什幺鬼使神差的原因,在离正确的答案只有一步之距的时候,惠氏竟硬是不愿意指认秦有“故鄣郡”,《续汉书·郡国志》记东汉丹阳郡系“秦鄣郡”,理应订正为“秦故鄣郡”,而只是说:“此则‘故鄣郡’汉元以来所置无疑。此注误加‘秦’字,脱‘故’字,当是正者也。”[202]这样的结论,实在令人费解。
    黔中郡产生舛误的原因,则要稍微复杂一些。近年发现的里耶秦牍中提到有洞庭郡[203],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秦朝文书中记有苍梧郡[204]。据目前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牍,前者见于记录的最早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后者也是发生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至二十八年两年期间的事情。陈伟研究后推测说:
    秦始皇二十五年将原黔中郡一分为二后,西北部没有沿用黔中旧名,而是改称“洞庭郡”,东南一部则称作“苍梧郡”,后世以“长沙郡”称之,大概是采用汉人的习惯。[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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