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案陈氏所说洞庭、苍梧两郡由来，合乎当时地理形势，大致可以信从。惟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秦始皇二十五年最初析分黔中郡时，所分置两个郡的名称，还是应当依从原始文献记载，定为黔中与长沙。这两个郡分别改名为洞庭和苍梧[206]，应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后的事情。
洞庭和苍梧两郡，后来应又合为一郡，并更改郡名为长沙。这一点，史籍中没有直接记载，但是，却可以在相关史事中找到确切的踪迹。《汉书·高帝纪》记述刘邦册封吴芮为长沙王之诏书云：
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为长沙王。[207]
由于秦故黔中郡辖地，这时并不在汉廷直辖诸郡之内，亦未封授其它任一诸侯王国，不应无所统属，故周振鹤阐释说：
象、桂林、南海只是虚封，固不待言；豫章乃淮南国所有，何得归吴芮？此诏书与《汉书·高帝本纪》六年所记“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交文信君为楚王”一样，不太准确。其实，砀郡时为彭越封地，楚元王岂能又之？砀郡实为彭城之误，故豫章可能是黔中（或武陵）之误。要之，吴芮立国时，实际上应是以长沙、黔中两郡之地立之。[208]
周氏谓系以秦长沙、黔中两郡地置长沙国，自然极有见识，惟《汉书》记高帝六年册封楚王事，乃是出自史家撮述[209]，与此诏书原文，性质尚有所区别[210]。由于目前还没有其它相关文献，可资校勘，所以，不妨更慎重一些，从其它角度，来审视是否可以对这一记载，做出相应的的解释。
首先，高帝诏书中的豫章郡，并不一定是黔中的讹误。刘邦册封英布为淮南王，经历了很长一个过程。最初是在高祖二年彭城之役战败时，按照张良所献计策，决定派遣随何，游说英布反楚，允诺册封其为淮南王[211]。可是，在英布反楚后，刘邦却又因顾虑英布骁勇善战，一旦位尊权重，将来难免尾大不掉，故迟迟不肯正式表示封授之意。直到高祖四年，垓下战役之前，再不封授已难以调遣英布号召旧部参与围歼项羽时，这才宣布册立英布为淮南王[212]，但是，依然没有实封。《史记·黥布列传》记云“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在这次酒宴席间，为其劝降英布的随何，竟当众公然表功。刘邦在擢升随何为护军中尉之后，因随何此举，这才连类想到必须安抚住真正助其战胜项羽的英布，“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213]，接受实封。
《史记·黥布列传》所说“置酒”，应即灭项羽后刘邦置酒咸阳宫事，时为高祖五年五月；而刘邦下诏册封吴芮为长沙王，乃是在这次祝捷盛宴之前[214]。由此可见，是封授吴芮之长沙国以豫章郡在先，而英布领有豫章居后，吴芮之长沙国在初封时完全可能辖有豫章郡在内。之所以会出现豫章郡先授予长沙国而后又封给淮南国的情况，应与刘邦防范英布的一贯想法有关，即先是割豫章与长沙国，是想限制英布淮南国的实力；后来又改将豫章授予淮南国，则是不想一下子做得太过头，免得激起变故，以此先安抚住英布，留待日后伺机下手。不过封授长沙国和淮南国，前后相继，最多不过一个月之内，很可能豫章郡尚未实授与吴芮，便又改封给英布，领属权的变动，只是停留在公文纸面上而已。
不仅吴芮之长沙国最初辖有豫章郡在内，“豫章”不是“黔中”的舛误，而且《汉书》所载高祖封授吴芮的诏书，也没有遗漏黔中郡。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汉高祖在诏书中只云长沙而不提黔中，说明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已经分别改名为洞庭和苍梧的黔中、长沙两郡，这时应当已经合为一郡，郡名便是长沙。
《水经·沅水注》记述西汉武陵郡建置缘起云：
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215]
《续汉书·郡国志》别载武陵郡乃是由黔中更名，事在高祖五年[216]。周振鹤据此以为《水经注》之“高祖二年”应为“高祖五年”之误，所见甚是。不过，周振鹤对“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的解释，却还可以斟酌。周氏云：
原来黔中郡境经过变动后，改名为武陵。《沅水注》所谓“割”指的是割黔中郡西北部（今川鄂交界处），分属南郡和巴郡（参见谭其骧师《秦郡界址考》）。[217]
今案从文字本身的涵义来看，所谓“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似乎应当理解为从某处割取原黔中郡所辖的境域，来设置武陵郡。这一记载，恰恰可以证实，洞庭、苍梧两郡，确实应已合为长沙一郡，而武陵郡则应是汉高祖五年在封授长沙国时，由长沙郡中割除原黔中郡辖界所设立。
至于洞庭、苍梧两郡合并为长沙一郡的具体时间，因为目前已公布里耶秦牍洞庭郡出现的最迟年代，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四月，从而可知其与苍梧并为一郡，应当在此之后。
了解到秦黔中郡的这一曲折变化过程，以之与秦三十六郡中的其它郡相对比，便可以看到，黔中郡乃具有与众不同的沿革经历。其独特之处，可图示对比如下：
①秦郡
汉郡
同名秦郡
汉郡
②秦郡
另名秦郡
汉郡
③黔中郡
①长沙郡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秦初并天下之三十六郡，后来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变化。
第一种沿革形式，是直接由秦郡沿续为汉郡。在《汉书·地理志》中，这一类秦郡，在对应的汉郡下，径行标注为“秦置”或“故秦某郡”等字样。第二种形式，是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秦郡，其中一个郡沿用原来的郡名，另一个郡则重新命名，再分别沿续为汉郡。在这种情况下，沿用旧名的秦郡，一如上述第一种形式，在相对应的汉郡下，注明为“秦置”或“故秦某郡”等字样；而分出的另一秦郡，则不再标注为秦郡。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追溯建置沿革（更准确地说，是班固所依据的档册资料），不仅是以秦始皇始分天下之三十六郡为起点，而且只反映秦始皇所划定的这三十六郡；除了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新拓岭南地区所置南海等三郡，因已超出三十六郡旧有疆界范围，不能不予以体现之外，对于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秦代建置，一律不予表述，凡汉初沿承的这类秦郡，一律标注为高帝所置。
黔中郡沿革不同于上述两类秦郡的独特之处，是它在秦末或楚汉之际被合并到长沙郡当中，及至汉初在黔中旧境设立武陵郡时，乃是割长沙郡以分置，而长沙郡本是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自身有清楚的沿革起点，所以，《汉书·地理志》中的武陵郡沿革，便被记为“高帝置”[218]，从而丧失了秦三十六郡的身份。当然，如前所述，《汉书·地理志》这样记述，并不是直接出自班固，班固所据档册资料，已然如此。这样，黔中郡就在设置的分合变化过程中，与故鄣郡一样，不明不白地淹没于整理档册的文吏之手。
由于黔中和故鄣这两郡的缺失，班固为凑足三十六郡之数，编排其郡国增衍体系，则不得不另外添加上后设的岭南三郡并将内史剔除于三十六郡之外。这虽然纯属推测，但却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汉书·地理志》中所谓“秦三十六郡”的由来[219]。
九原。王国维提出，九原郡名始见于史籍的时间，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之后：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自是九原之名始见于史。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归，巡北边，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其丧乃从井陉抵九原，从直道至咸阳，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
案王氏所述上述史事，俱见《史记·秦始皇本纪》[220]。按照王国维的思路，秦人一旦设置九原郡，上郡似乎就不再可能成为边郡，既然《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而“自上郡入”，就说明此时尚未置有九原郡。依此，九原郡的最早设置年代，应为秦始皇三十三年，而正在这个时候，秦朝的西北疆域，发生了重大改变。王国维就此论述说：
1
（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又前年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匈奴列传》作“四十四县”〕。此三十四县者，优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准之，实即九原郡之地。
即九原郡应始设于秦始皇三十三年。
依上文所述，所谓“九原之名始见于史”的时间，是否确实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之后，乃是王国维的结论能否成立的关键因素。
今案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河南地”之前，上郡固然为与匈奴等诸胡族相邻接的边郡。虽然在它的正北一侧，至少还有云中郡遮挡，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上郡西北方为秦朝边防前线的事实。同理，即使在云中郡西侧另设有九原一郡，仍然不能对上郡的边郡地位，构成丝毫影响[221]。所以，秦始皇巡游北边，回归都城咸阳，依然可以“从上郡入”[222]，史籍中这条记载，并不能说明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时尚未设置九原郡。
进一步通观秦始皇历次巡行所经行的地点，则可以看到，三十二年这次巡视北边，乃是其视察各地边防状况总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前在始并天下后的第二年，亦即二十七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就是巡行北边，当时系“巡陇西、北地”两个西北边郡[223]。设若在始皇三十三年以前，秦果置有九原郡，那幺，秦朝西北边郡，由西向东，依次应为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因为在二十七年首次巡行时已经查看了陇西、北地两郡的边防状况，三十二从碣石西归时，秦始皇便需要接着巡视上郡以东的边地。上郡南临京畿内史地区，是秦都咸阳北方的屏障，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不能忽视不顾。所以，不拘九原郡设置与否，秦始皇此行，都要视察上郡，因此也就一定要“从上郡入”；王国维的推论，不能成立。
事实上，九原地区至迟在魏襄王十七年亦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即已被赵国控制，时“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224]，说明赵国已经拓地至此，并设郡治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又攘地西至云中、九原；翌年，赵武灵王复“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225]。史念海认为，此“九原”与“云中”并列，就应当是与云中并列的郡名，说明“九原固已置郡，与云中同”[226]。后来陈仓又撰文补充说：“九原与云中并述，非仅见于《史记·赵世家》，《战国策》及《史记》列传中亦时或见之。”[227]陈氏所举例证如《战国策》载苏秦说燕文侯语云：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埊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28]
此外，尚有张仪说燕王，谓“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云云[229]。云中之外，代和上谷，也是战国郡名。相互参稽这些记载，可知“九原”应如史念海所论，为赵国旧有边郡[230]。
不过，在上面的论述中，回避了王国维讲述的秦朝在“河南地”新设三十四或四十四县的问题，而最早力主将九原排除于秦朝始并天下三十六郡之外的全祖望，正是据此来推断九原郡的设置年代：
《匈奴传》赵有雁门、代郡、云中三郡以备胡，而九原特云中北界，未置郡也。始皇三十三年以前，其于边郡，多仍前之旧，不闻增设。三十三年，蒙恬辟河南地四十余县，置九原。何以知之？徐广所谓“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者，刘昭以为俱属九原之安阳，则九原统属河南四十四县可知矣。不然，不应以四十四县之多而不置郡也。然则，九原不当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并三十六郡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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