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西藏问题”。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入侵印度后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西藏，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集团，采取各种手段笼络达赖、班禅，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藏汉关系，干涉中国军队的行动，策动西藏独立。于是，才有了西藏分裂势力要求西藏独立的“西藏问题”。为了使西藏脱离中国“合法”，英国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私下勾结，1913年在中国政府拒绝签约的情况下，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炮制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否认了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关系。这一帝国主义殖民理论为美国实用主义的西藏政策提供了历史根据。本文依据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对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作一探讨，以期对美国于“西藏问题”上奉行的实用主义政策实质作出深刻解析。
一、策动达赖喇嘛抵制《17条协议》和叛离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冷战和反华战略的需要，插手西藏事务，支持达赖喇嘛集团的藏独活动，试图利用藏独势力的反华、反共和分裂祖国的活动，打击遏制中国。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即《17条协议》）后，美国在幕后积极支持西藏地方藏独势力抵制共产党中国对西藏的接管。5月24日，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a）在新德里秘密接见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藏独分子夏格巴① 等人。夏格巴首先转告斯蒂尔，达赖喇嘛和一些藏人对《17条协议》中“收回西藏外交权”和干涉西藏内政条款极为不满，“如果中央政府在西藏边境驻军，并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达赖喇嘛就会立即离开西藏”[1] Documents, 1687－1690。根据夏格巴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并向驻印使馆作了明确的部署。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做好下列工作：第一，使达赖喇嘛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损自治的条件“是对方强加的”；第二，对达赖喇嘛许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将予以充分的关注”；第三，向达赖喇嘛声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进行坚决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1] Documents, 1716－1717 夏格巴曾这样对达赖喇嘛转达了美国的授意：“这意味着西藏政府不仅不能接受《17条协议》，并且还将予以反对行动。”随后，达赖喇嘛立即向美国表明：他和“西藏政府并没有承认《17条协议》，西藏代表是在受到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2]60。
从1951年夏季开始，夏格巴和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频繁往返于西藏、噶伦堡（印度西部孟加拉邦北境城市）和美国之间，开始了阴谋策划反对《17条协议》、策动西藏叛乱、驱逐西藏中央政府权力机构，挟持达赖喇嘛出逃，在印度另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美国驻印度使馆从加尔各达领事馆派副领事达切尔（N·G·Thacher）赴噶伦堡，与夏格巴等人秘密会面，积极参与谋划活动。达切尔向夏格巴先是提供一份关于“中共代表最早可能在6月22日到达西藏”的情报，并告诫夏格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这之前要公开否认《17条协议》”，然后重申美国的态度：第一，达赖喇嘛应该把印度（或者泰国和锡兰）作为最合适的避居地；第二，美国政府愿意秘密提供援助，使达赖喇嘛到达他所选择的任何一处避难地；第三，如果西藏接受中共的条件，援助就“毫无指望”；第四，如果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无论去印泰或美国），都会受到“自治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规格的接待[1] Documents, 1712。7月初，达赖喇嘛初步作出决定，听从美国的意见去印度避难。为了慎重从事，他请求美国说服印度，并让印度作出接受达赖喇嘛一行避难的担保。此后，美国驻印大使不仅亲自敦促印度政府主动邀请达赖喇嘛到印度，而且还推动盟国英国也敦促印度政府发出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美国和英国的敦促下，印度最终作出决定：允许达赖喇嘛到印度避难[1] Documents, 1716－1717。与此同时，美国驻印使馆已经为夏格巴、土登诺布等人设计了一个挟持达赖喇嘛出逃的具体方案：1.先从随行人员中选择一小部分信得过的人同他们（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引者按）一道悄悄离开，并最好在夜间起程，以避免达赖喇嘛被从各大寺院及拉萨的政府机构中派往亚东的代表劝回拉萨。2.再命令某某（文件中删去了名字）秘密将他护送到印度。3.假如上述两种方案都行不通，达赖喇嘛就致函某某（文件中删去了名字），请求某某（文件中删去了名字）秘密地转交给两名联络员哈雷尔（Harrer）和帕特逊，并按照原定计划化装在亚东附近迎接达赖喇嘛，然后把他送到印度[1] Documents, 1744。9月17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转告达赖喇嘛：美国认为，“必须把抵抗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当作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美国将“准备对现在和将来抵抗共产党入侵西藏的行动给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实可行的物资援助”，“这一援助的前提是您（达赖喇嘛--引者按）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方面与美国合作”[1] Documents, 1795。1952年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远东司司长艾利斯（Allison）、南亚司代理司长威尔（Well）、远东司中国科科长帕金斯（Perkins）等人在华盛顿会见了土登诺布，请土登诺布转告达赖喇嘛“不要对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事业失去信心”[3] Documents, 8－9。
1954年，美国开始实施NSC5412计划，即“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秘密军事行动计划”。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援助“藏独”的活动。如在印藏边境设立谍报网，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印度噶伦堡设立“西藏国民大会”总部以策动领导西藏地区的叛乱活动，征募和训练藏族士兵，策划康巴地区叛乱，向西藏叛乱分子运送武器、弹药等等。正是在美国的支持和操纵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集团由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南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帮助下，穿越山口国境，行程两周，到达印度。此间，中央情报局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喇嘛一行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航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给他们空投所需物资[4]159。
二、策动将“藏独问题”从“人权角度”提向联合国舞台
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立即着手开始了新一轮的“藏独”活动。美国也开始利用所谓“藏独问题”，实现遏制中国的计划。4月底，达赖喇嘛的特使土登诺布向美国驻印度使馆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向美国表明“目前只宣布‘西藏自治’是不够的”，“应实现西藏脱离中国，达到西藏独立的愿望”，并请求美国“影响其他国家也支持西藏独立”[5] Documents, 763。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的穆索里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要恢复1951年《17条协议》签订以前西藏所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9月，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召开了由外逃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贵族、上层僧侣，叛乱头目参加的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大雪国政府”即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②，规定达赖喇嘛为“政府首脑”。达赖藏独集团急切地寻求国际社会的“声援”和美国的支持。但是美国国务院里的外交官们还是十分谨慎地对待是否支持达赖喇嘛要求独立的请求，没有贸然承认西藏独立，而是策动达赖藏独集团将“藏独问题”以“人权角度”提交联合国，采取了“战略性沉默”的态度，其原因是：
第一，美、苏两国冷战正处于激烈的交锋时期，美苏双方都在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自己的阵营。如果美国将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作为冷战的一个战略步骤凸显于众，“不仅会给苏联留下重开冷战”的口实，还会失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迪伦（Dillon）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所述：“尽量避免给他人留下我们试图利用‘西藏地位’问题为冷战的整体目标服务的印象。”[5] Documents, 763
第二，美国十分清楚，尽管印度政府接受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但并不等于印度会支持西藏独立。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分析，印度“仅仅是从信仰佛教的一致性等因素考虑接纳达赖喇嘛来印度避难，并不是从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来接纳达赖避难的”，美国竭力避免使印度“把西藏问题视为冷战内容的一部分”[5]768－769。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国家，这使美国不能贸然采取独自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特别是美国考虑到，因为印度在地理位置上控制了中国西藏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所以美国不能忽视印度政府的态度。有鉴于此，在美国断定印度在“还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情况下”[5]Documents, 764，美国对“西藏独立”的承认问题不得不谨慎从事。
第三，美国认为，印度“尼赫鲁总理担心会由于惹怒中国，而引发中印边境冲突”，因为凭借印度的军力很难抵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美国考虑到“印度更关心的是中国是否承认‘麦克马洪线’边界问题，如果中国一旦承认这一边界，印度将完全可能会放弃支持达赖喇嘛的要求，以作为解决中印两国边界问题的交换手段”[5]Documents, 761。此间，与中国西藏和印度临界的两个佛教国家锡兰和泰国也发表声明，认为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中国而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第四，在对待西藏地位问题的态度上，美国也很重视台湾当局对待西藏独立问题的立场。美国认为尽管台湾国民党当局持“坚决反共”，“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立场，但却反对西藏独立，只允许西藏“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实行区域自治”，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终于表示：“会全力支持任何提出西藏问题提案的其他国家”，“并派台湾代表团参与讨论，斥责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行动并重申蒋总统3月26日的声明”，但“台湾政府不会自己单独在联大上提出西藏问题提案”[5]Documents, 774－777。
第五，美国避免暴露自己是达赖喇嘛“藏独”势力的实际操纵者这一身份。美国国务院认为，如果暴露这一身份，带来的后果是：不仅会使亚洲人民识破达赖喇嘛的真正面目，而且还会失去达赖喇嘛“藏独”势力可利用的价值。在冷战的背景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非常需要利用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号召力来争取亚洲佛教国家对“藏独”活动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都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指出：“美国草率的行动不利于揭露共产主义的残暴和对宗教的敌视，因为此举极易招致国际社会的曲解，即美国对达赖流亡政府的承认是基于冷战的需要。”[6]182
有鉴于此，美国将西藏政策纳入其远东安全战略体系中，根据NSC5913／1号文件的精神，“从人权、民主的角度发掘西藏地位问题”的利用价值，使西藏政策服务于全面“遏制中国”的远东安全战略目标[7]Documents, 739－740。具体措施就是策动达赖藏独势力从“人权”角度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将“藏独”问题推向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加以解决[5]Documents, 763。并力促西藏问题向“民族自决”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从“人权”和“民主”等方面对中国实施遏制的目标。这种政策不仅具有战略上的隐蔽性，而且可以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支持者，利用世界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为其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尽一切努力。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还暗示达赖，为了使达赖喇嘛要以“西藏人权”遭到否定和破坏为由要比指控中共侵略更容易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这样可以避免那些有潜力的支持者因西藏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而放弃；或因不愿直接与中共对抗而放弃。如果达赖在联大上发起呼吁，华盛顿承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邀请达赖访问，并使该议案公开化。至于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目前应推迟考虑，但大使馆表示，该问题将在随后的联合国行动中得到充分的审议，最好由亚洲国家牵头，尤其是佛教国家，墨菲强调，美国不希望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不负责任或冷淡的态度，如果达赖为访问而寻求支持，即达赖来纽约，我们有义务给予支持[6]195。
事实证明，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西藏分裂分子才得以将“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问题三次提交联合国大会，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所谓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这使本来不是问题的“西藏问题（即西藏地位问题）”却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联合国则成为攻击中国“西藏人权”问题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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