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集》一至七集，陆续出版于1963年至1999年间，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学术文集，收录了史念海先生的绝大部分代表性学术论文。
史念海（1912～2001）先生，字筱苏，山西平陆人。史念海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历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兰州大学副教授、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和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唐史研究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
史念海先生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受顾颉刚引导，开始致力于沿革地理研究，1937年即与顾颉刚共同署名出版《中国疆域沿革史》。此后着力探讨突破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范畴，使其转变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写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标志着基本建立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论著涉及到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所有分支领域，兼及方志学、地名学、古都学、地理学史和古籍整理等，均卓有建树。其中对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影响的研究最为引人嘱目。
史念海先生治学强调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大力倡导历史文献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张从现实问题出发切入研究课题，所研究的问题要有益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著作除上述外主要有《中国的运河》、《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中国古都和文化》、《唐代历史地理》、《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方志学刍议》、《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等。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作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史念海先生收录在《河山集》中的论文，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地理学界一般将地理学划分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大领域。受此影响，史念海先生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所撰写的专题论文，主要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问题，1963年9月出版的《河山集》一集，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收入文集的文章，主要有《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三门峡与古代漕运》、《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等。这些文章论述了唐代以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主要经济区域的历史经济地理变迁过程，涉及到了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以及聚落、都邑等各个方面重要的基本问题。这些文章结合在一起，已经可以构成一部扼要的唐以前中国历史经济地理。
《河山集》一集中所收录的历史经济地理研究论文，主要是参照现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内容，广泛利用历史文献的记载，来复原历史时期的经济地理面貌。其中《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最初发表于1959年，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率先利用考古资料来分析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体现出史念海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此后史念海先生一直非常重视利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其中结合考古研究最多的如对于长城遗迹的研究，还有利用古城遗址来研究黄土高原的侵蚀问题，等等。《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三集），则是集中运用考古学资料的另一篇代表性论文。《河山集》一集中的《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从现实发展蚕桑生产的需要出发，试图通过总结历史时期的经验，为现实社会生活提供借鉴。这种经世济用的研究意识，后来成为史念海先生治学的一大特色，成为他选择研究问题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单纯就学术的深度而言，《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应当是《河山集》一集中论述最为透彻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史念海先生综合运用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各个方面的知识，阐释了所谓“陶为天下之中”的历史地理涵义。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在随后出版的《河山集》各续集中，仍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经济地理研究论文。其中如《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三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隋唐时期的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西通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七集）等文章，基本上仍是沿用《河山集》一集中同类文章的方法，复原各种经济地理格局，解决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基础问题，或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需求。其中《隋唐时期的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西通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两篇文章，是把交通路线的研究，与城镇体系研究结合起来。另外有《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三集）、《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地区》、《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六集）、《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七集）等一组文章，则是把农牧业区域的变迁，与自然环境变迁紧密结合起来，阐释人类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恶化问题。这一研究切入点，是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的一项重要特色。
20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影响的研究，一是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
1981年5月出版的《河山集》二集，主要是关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的论文，可以说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论文集。从现实需求角度看，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而且还关系到黄河下游河道的安危，从而影响到黄淮海平原区域。因此，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现实问题。总结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于水土流失的干预作用，可以为治理黄土高原环境，提供重要参考。这是史念海先生选择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从学术角度看，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探寻人地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而黄土高原的植被变迁问题、水土流失与沟壑地貌的演变问题等，都是探寻人地关系的绝好例证。
以清代乾嘉学者为代表的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一向注重利用文献资料来考证古代地理问题。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者，起初也是单纯沿用这一方法，以文献的勾稽排比为研究手段。在研究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史念海先生开始改变这种传统习惯，在广泛搜集并科学考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广泛引入了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方法，与文献分析方法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黄土高原的历史自然地理问题。这些论文，不仅早已成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典范，而且由史念海先生通过这些研究所倡导的历史文献记载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使得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河山集》二集中关于黄土高原环境变迁最重要的论文为：《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论泾渭清浊的变迁》、《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环境变迁问题，是史念海先生对于历史地理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也是此后终其一生始终放在第一位的研究课题，所以在《河山集》后来各续集中，仍有许多重要的论文。如《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论黄土高原的治沟和治水》、《论济水和鸿沟》（三集）、《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森林地区的变迁及其影响》、《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及有关的一些问题》、《河南浚县大伾山西部古河道考》、《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五集）、《蓝田人时期至两周之际西安附近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六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七集）等。其中《河南浚县大伾山西部古河道考》一文，除了历史文献考辨和普通的野外考察方法之外，还运用了卫星照片和地下钻探所得的地层资料，进行分析，是综合运用多学科手段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历史军事地理是史念海先生很早就很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河山集》一集收录有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一文，这就是一篇十分精彩的历史军事地理论文。从20世纪70年代起，史念海先生又进行了大量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这主要是结合国家的有关任务，围绕着陕西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的。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在历史上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区，内乱外患，兵戈扰攘不休。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河山集》四集收录的文章，主要就是以陕西历史军事地理为主的历史军事地理论文，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历史军事地理论文集。在这之前，史念海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历史军事地理有关的论文，已经收入《河山集》二集和三集。如《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二集）、《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三集）。《河山集》四集的历史军事地理论文，按照其研究视角，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方法，通过对于历史时期相关军事活动的攻守得失，分析某一特定地域的军事地理特点，从而为现代军事活动，提供借鉴。如《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等。另一类是具体论述重要的军事设施和交通路线。如《函谷关和函谷新关》、《论雁门关》、《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等。从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念海先生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奠基和倡导的作用。后来还有一些历史军事地理论文，收录在《河山集》七集，主要有《唐代原州的木峡关和石门关》、《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郦道元与其<水经注>中所记的高阙》等。其中《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一文，是史念海先生累年实地考察研究西北地区长城的总结性论述，提出许多超越前人的见解，如谓秦始皇长城在榆中至高阙间经由贺兰山以西地区，即与前人成说大不相同。而史念海先生的论述，既有考古发现相佐证，又有结合地理形式对历史活动的分析，信而有徵，是近代以来长城研究中的重要创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现代地理学中的文化地理，被视作“伪科学”而排斥在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外，因而仿照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建立的历史地理学，在很长时间内，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是无人问津。8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在全国率先研究历史文化地理问题，相继发表了《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三集）、《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唐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五集）等论文。历史文化地理在历史地理所有分支领域内最难把握，这是因为文化因素与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同时在各项地理因素中也最为抽象，因此必须对于社会历史状况有很深入的了解，才能做出深入的分析判断。《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是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一篇代表性文章。文章从秦汉时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文武对应格局出发，论述了经西晋末年永嘉离乱后，关东地区因外族入居而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导致了当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的风气。文章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文化地理格局演变的历史成因，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典范性文章。
除了上述各个分支领域之外，《河山集》中的文章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还有历史民族地理，如《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七集）；历史政区地理，如《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七集）；古都学，如《中国古都学刍议》（六集）；地名学，如《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六集）；地理学史，如《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五集）。此外，综合研究特定区域历史地理状况的文章有《古代的关中》（一集）、《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河西与敦煌》（五集）、《汉中历史地理》（六集）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史念海先生在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各个主要分支领域都做了一番比较系统的研究之后，适应学科发展的需求，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结合具体研究实践，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许多富有个人心得的精辟见解。与此相关的文章，大多收录在《河山集》六集中。史念海先生的基本理论观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作了充分的论述，而对于历史地理学在当代以前的发展历史，又另外撰有《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胡渭<腓明学案>》、阎若璩<潜邱学案>》、《《王静安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论王静安研究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等一系文章，分段做了详细的论述。对于自20世纪30年代起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时期的发展状况，史念海先生写有《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一文（七集），加以总结。而对于他自己毕生追求的经世济用治学主张，史念海先生则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予以阐释。这些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另一方面，同时也开拓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这一研究领域。此外，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史念海先生为《河山集》各集撰写的自序，每一篇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他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理论见解。结合实际研究，出自实践体会，摒除泛泛空谈，是史念海先生理论论述的突出特点。
史念海先生一生都在不断探求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方法，因此，《河山集》中的论文，很少涉及传统的沿革地理问题和纯历史文献研究，也很少纯考据性文章。但是他一直十分重视这类基础研究，强调文献考辨的重要性。遇到确实非考据不可的重要问题，史念海先生不但不排斥考据，而且同样会写出丝毫不逊于清代乾嘉学者的考据文章来。《河山集》五集所收《新秦中考》一文，既是研究沿革地理问题，又是主要采用考据学方法，通过缜密考辨，成功地解决了通行的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含混处理的新秦中的地域范围问题，可以说是发千古之覆，反映了史念海先生高超的考据能力。同类文章还有《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七集）等。《河山集》二集收录的《论<禹贡>的著作年代》，则列举有力地理观念和地理事实，特别是举述徐州菏水这一人工水道，作为强有力的论据，论定《禹贡》成书最早不得早于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掘沟于商鲁之间这一年，而其具体年代，应在公元370年至公元前362年之间。这是迄今为止，论述《禹贡》这一地理名著成书年代，最为有力的论文。
上述一系列典范性研究，使得《河山集》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史上的里程碑式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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