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与中国(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20 《藏书家》 辛德勇 参加讨论
对于多贺秋五郎先生规模庞大的族谱研究来说，这部《毘陵徐氏宗谱》的印制方法，只是其中无关宏旨的一个细枝末节，他原本就无须为此一一从头探讨，援用版本鉴别既有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然而，张秀民先生却是在做专门的版刻和印刷史研究，尤其是他还特别偏重对中国古活字本的研究，即使看不到原书，也不宜简单转述他人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提出这样的主张，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不宜像他所做的那样，将这一看法视同定论，率尔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新闻出版》卷"铜活字"条，页318）。既然是在做专门的研究，对于其中所关非细的核心问题，就需要做出起码的分析与判断。这恐怕不能算是苛责于人，而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在东洋文库编纂的《東洋文庫所藏漢籍分類目錄》之《史部》第十《傳記類》"家乘之屬"江苏部分（页93），著录此《徐氏宗谱》，正是写作"清咸豐八年毘陵賜書堂銅活字印本"。不过，《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是分成经、史、子、集诸部陆续分册编纂出版的，此《史部》分册出版于1986年，大大晚于《宗譜の研究》的出版时间，因此，多贺秋五郎先生对《徐氏宗谱》的著录，不可能源出于此。这样一来，剩下来的唯一途径，似乎只有图书馆的藏书和索书卡片了。检视东洋文库的索书卡片，知此《徐氏宗谱》自是已然著录为"銅活字印"。察看索书卡片的纸张、字迹和墨色，显然已经历时很久。可以推测，多贺秋五郎先生当年将这部《毘陵徐氏宗谱》视作铜活字印本，实际上只能是在依样移写东洋文库的这一藏书底簿。 那么，东洋文库所著录的这一版刻性质，究竟是否可以信赖呢？前面已经谈过，若是不采用技术检测手段，目前辨认铜活字印本，实际上只能依赖书中的注记题识或其它有关文字记载，中国的版刻史研究者如此，日本学者也不会有更高超的眼力。下面就来逐一考察，在这部《毘陵徐氏宗谱》书中，是否存在这类文字标识。 （1）内封面。这是清代经常用来标示书籍印行方式的地方。日本版本学界习惯称内封面处为"見返"。东洋文库的索书卡片上著录有"見返『毘陵徐氏宗譜』"字样，多贺秋五 郎先生在书中也原样抄录了东洋文库所著录的这一内容。今检视此《徐氏宗谱》原书，知其内封面样式，系按照大多数清代书籍惯例，分作左、中、右三栏：右署"咸丰岁次戊午校刊"，标明印制的年代为咸丰八年；中题"毘陵徐氏宗谱"，这是这部族谱的正式书名；左注"翰 墨诗辞嗣刊"，旨在说明尚有族人诗文有待后续印行。不但没有任何使用铜活字的注记，而且连"活字"都根本没有标示，乃是借用刻本中惯用的"校刊"二字，来反映族谱的印行事宜。 （2）书口。从明代起，有许多活字本就是在书口处标示其印制方法，如今人所谓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就往往在书口上印有"会通馆活字铜板印行"字样。如前所述，《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此《徐氏宗谱》，云乃"清咸丰八年毘陵赐书堂铜活字印本"，此"赐书堂"三字，即出自族谱印本版心之下部，版心上部相对位置处，则排印有"徐氏宗谱"四字，除了卷次和页码之外，书口上再别无其它文字注记，当然也绝无"铜活字"的字样。《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之"铜活字"云云，似乎也只能是依据馆内从前的卡片底册。 （3）牌记、题识、序跋。在这部《徐氏宗谱》书中，未见牌记和任何印书题识。逐一检核每一篇序跋，特别是族谱执笔者徐国华所撰跋语，以及乃师太子太保翰林院学士贾桢撰写的序文，均只字未提族谱是采用哪一种活字印制的问题。另外，在此《徐氏宗谱》卷首，印有"续修族谱记名"一项内容，开列参与族谱编纂校印的各项有关人员，其中也没有透露出一丝一毫铜活字的痕迹。 （4）正文。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无暇逐一审读，不过，一般不会在内文里说明这类印书形式问题，估计东洋文库的司理人员和多贺秋五郎先生，也不大可能花这样大的力气，来逐页查找一部族谱的印制方法。 （5）其它相关文字记载。从内容上看，这部《毘陵徐氏宗谱》，是清代江南地区一部极为普普通通的族谱，谱主徐氏也是当地实在平平常常的一个家族，人们一般没有理由对其多加理会，特地予以记述议论。所以，目前只能就有关族谱纂修主要成员的记述，适当加以考索。东洋文库以及多贺秋五郎先生，都著录这部族谱为徐隆兴、徐志瀛等修纂，但具体检读族谱，知徐隆兴虽名列卷首《续修族谱记名》"主修"者之首位，徐志瀛亦列名"编次"者之首位，但实际一手主持其事并秉笔撰述族谱的人，却是署名"监局"的徐国华（这种只挂名、不做事的情形，同古今官修书籍以及时下许多还算不上官修的名人主编书籍的"挂名主编"，道理相同）。光绪时徐氏家族复又第十次重修族谱，在这部光绪十修《毘陵徐氏宗谱》卷三十三中，收有署名"侄孙徐家华"撰写的《叔祖寿苍公传》（页1～2），文中在述及徐国华纂修九修族谱一事时，仅记云："乙卯，捷音北闱，厥后在京，闻金陵荆棘，毘陵多恐，于咸丰六年，即归故里，尽心孝养。……因是辍馆务，静坐一室，……以己身任举事，无论难易，俱以敬出之。"也绝然没有提到用铜活字印制谱书的事情。据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卷首《续修族谱记名》，这位为徐国华作传的侄孙徐家华（按，据徐家华撰《叔祖寿苍公传》，徐国华本名寿苍，号静山，国华是其应考时使用的"榜名"，所以才会出现有若祖孙联名的现象），是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中列出姓名的两位"校对"人员之一，在其名下且附有说明云："各支皆有人校勘，惟二人无分彼此，与局始终。"由此可知，徐家华对九修族谱的印制情况，应当了若指掌，所说特别值得注意。 接下来不妨再勉强来看看根据印本的字迹墨色，能否看出此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为铜活字印本。严格地说，这部族谱，其实并不是通篇采用同一种方式印制，而是由活字摆印和雕版刷印两种方式组合而成。所以，其内封面上所题署的"校刊"二字，也不完全是随便沿用刻本惯用的语汇来表示活字排版，而是书中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刊"制的版面。具体地讲，其绝大部分内容，是用活字摆印；另有一小部分内容，主要是以前所修谱中已有的旧序、人物传记、墓志铭文和朝廷诰赐等，乃是使用清代前期康熙至乾隆年间旧谱中所镌刻的版片，重新刷印。《毘陵徐氏宗谱》中整版刷印的这一部分，在此自可置而不论；而谱牒中新排印的这一部分版面，其字迹墨色，在我看来，则与同一时期江浙地区普通的木活字印本，没有任何区别：既看不出雕制铜质活字或许有可能出现的字形稚拙情形，也看不出金属活字印书或许有可能出现的着墨不佳迹象。相信东洋文库的司理人员和多贺秋五郎先生，也绝不可能仅用肉眼的视力，即清楚判别出它应属于铜活字，而不是木活字印本。 综上所述，以我本人疏浅的文献判读能力和非常有限的版本见识来审度观察，我认为，至少没有任何文字证据和肉眼可见的版刻特征，以资证实这部《毘陵徐氏宗谱》有可能是采用铜活字所印，甚至连极为轻微的征象也没有。 不仅如此，若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似乎还可以看到一些与此恰恰相反的迹象。 在中国古代，虽然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清楚探知，铜矿资源"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传》语），分布比较普遍，但大多数矿藏，储量并不很丰富，相对于其庞大的需求量而言，一向显得比较稀缺；加之冶炼非易，又被铸成货币，用以交易，遂使得铜成为一种颇为昂贵的金属。用铜活字印书，不仅要动用大量铜材，铸字钉、刻字印还要耗费众多工时，成本之高昂，非同寻常。例如，略早于此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的福建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本印书，其事主林春祺，为刻就一套活字所耗费的白银，竟高达二十多万两。这显然不是随便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想做就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 林春祺不惜工本刻制铜活字印书，一是因为他家里有钱，二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动用这些钱。所以，不管以铜活字印书这件事，在旁人看起来有多么荒唐，只要他本人执意去做，自然也就做得到。然而，徐氏家族印制族谱的情况，却显然与此不同。 一是徐氏家族财力并不十分充裕。这一点其实本用不着多事考究，前述此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内封面上"翰墨诗辞嗣刊"的注记，已经反映出，财力在限制着这部族谱以更为完善的面目印行于世。因为将这些"翰墨诗辞"亦即家族成员的诗文以及外人撰述的有关其家族的文字，汇编成为所谓"传芳集"，与家谱一并刊布，是明代后期以来编印族谱的通行做法，而汇编这些诗文，一般并不存在编纂上的困难，能否印出，往往只是能不能筹集到相应的费用的问题。譬如，在这部家谱卷首附印的乾隆辛巳族人徐亘撰《续刊家谱序》中就曾谈到，除了当时刊印的谱书主体部分之外，"尚有名公所赠祖先诗稿数百首，欲刻无资"（页3），足以说明此九修族谱标注之"翰墨诗辞嗣刊"，其所"嗣"者，实际上正是印制的费用。东洋文库收藏的这部九修《徐氏族谱》，实际印有一部分他人"为先世所撰传赞志铭"，以及极个别一两篇"题赠序文"，但其它大量往来诗赋，特别是乾隆修谱时就已经纂辑成册的"先世自制文翰"（俱为族谱卷首《修谱凡例》语，页2），终究亦未能印出，这表明徐家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力。 前述此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使用过去不同时期雕制的版片拼凑印制而成，这样一来，使得整部族谱的字体和版式，参差不一，很不像样，特别是有些部分，譬如卷首所列"历朝仕宦甲乡科贡监廪庠及异途等科目"一项内容，不过几页篇幅，却是前半使用康熙旧版重刷、后部用活字摆印，两相拼凑，尤其显得乍眼。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徐氏家族确是没有充裕的财力，来完整地排印新修的族谱。执笔撰述这部族谱的徐国华，在所撰跋语中曾明确谈到，他编纂这部族谱，值其"事垂成"之际，曾"适以岁祲中止"；逮至"戊午春，复申前议，始克蕆事"。一场天灾引起的歉收，即迫使其不得不中止族谱的编印事宜，说明这一家族显然不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徐氏若是连铜活字都轻易制作得起的富豪家族，似乎绝不应该出现上述这些情况。 另一方面，在这部九修《徐氏宗谱》中，虽然没有专门记述徐氏家族的资产状况，但透过一些相关的记载，却可以清楚看出，徐家财力不仅谈不上充裕，而且还显得颇有些窘迫。如族谱中记云："始祖企梅公本姓徐氏，家世横林，因二亲辞世，无人抚养，自幼育于江邑之焦，因仍焦姓。自公历今，阅世有七，丁及百人，惜贫乏者多，无力建祠。所有公银二十馀两，采取些须，为每年祭祀之助。"（族谱卷首康熙丙午十四世孙徐思诚撰《徐氏家规十则》，页4。）公用族产只有区区二十多两银子的家族，显然用不起异常奢侈的铜活字。 其实，就连普通的印本，徐氏之族谱也曾因家族资材单薄，难以刊印。明朝万历年间，徐氏第十五世族人徐鲁，纂成族谱，即因财力不济，"惜乎无力刊布"（族谱卷首《毘陵徐氏祖先传赞》之《十五世澹元公传略》，页43）。下延到清代乾隆年间，当徐氏重修族谱告成之时，主其事者亦称："百馀年就废之祠，三十载未修之谱，同时修竣，实非易事。……苦吾宗少殷实之家，捐项有限。"（族谱卷首乾隆庚戍十八世孙徐运球撰族谱《总跋》，页1。）直至这回第九次重修族谱之前，在道光年间第八次修纂族谱时，徐家更是"沦落"到"致春秋两祭"尚需"醵分以供牺牲粢盛香烛之用"的地步，即族人临时凑钱购买祭祀祖先的用品。面对如此拮据的艰难现状，其"二十世孙荀芝愀然伤之，遂将本镇历年所捐放出而几归无着之银数十两，使（族人）廷椿取讨之，廷枚登记之，榷子母以生息，几及十载。除修葺宗祠之外，将所馀之钱，置田二十亩"（族谱卷首道光九年二十世孙徐懋撰《祠田记》，页1），方始稍稍改善徐氏家族的处境。这应当就是咸丰年间重修族谱时徐家族产的基本背景，足见其绝无制作铜活字印制族谱的能力。 二是族谱是整个的家族的事务，纂修和印制族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所有家族成员共同出资，徐氏应同样如此。譬如，在这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卷首印出的乾隆辛巳十七代孙徐亘所撰《续刊宗谱序》中，就曾讲到，当时是"族众共议，共襄胜举，派捐刊板"；或云系"谋诸族众，并行刊板"（页3）。由众多家族成员凑集来的钱财，花费的方式，自然也要经过家族主要成员的集体商议。乾隆年间徐氏纂修家谱时募集来的家族公款，即"凡收入须记明某年月日某人捐资捐田若干，或正用，或置产，悉有公账，各执合同察核"（族谱卷首乾隆庚戍十八世孙徐运球撰族谱《总跋》，页1）；道光年间重修族谱时，也是"凡此谱所收，用以给工料之费者，其详悉登记，以俟对核，勿吝勿靡"（族谱卷首二十世孙徐廷枚撰《八修族谱记》，页1）。这便不能像福建林氏"福田书海"印书那样，因纯粹是他林春祺一个人的事情，动用的是个人资产，想怎样用便怎样用；即使饶有资材，族产万贯，也很难想像徐氏家族的众多成员，会像林某人一个人做事那样，在一瞬间统统都发此奇想，花费浩大工本，特地刻制一套铜活字，来印制这三十年才编纂一次而且也只印行最多不过一百部上下的家谱（据此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卷首《领谱字号目录》页1～6，这次编纂的家谱，诸支族人共领走九十五部）。 单纯就印刷家谱而言，普通木活字的成本，要明显低于刻本，这也是族谱通行用木活字印刷的主要原因；而铜活字的成本，则大大高于刻本。所以，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徐家人若是花费天价刻制铜字，结果竟然印出一部在所有人看来与普通木活字印本都毫无两样的谱书，岂不是要成为当地他姓人士的天大笑柄？这一点，也是我很早以前从一开始接触张秀民的说法，就很怀疑这部《毘陵徐氏宗谱》会有可能属于铜活字印本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角度看，无论如何，在当时动用巨额钱财制作铜活字来排印一部族谱，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当事诸人和有关人士，在谈及这一族谱时，绝不应该像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从秉笔撰稿并主持其事的徐国华，到自始至终司职校对事务的徐家华，再到特地为其门生徐国华作序的贾桢，都绝口不谈这一壮观异常的印制方式。 综上所论，不妨姑且在此妄自判断，这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绝不可能是铜活字印本，东洋文库的著录，其中必有讹误（对于图书馆来说，由于藏书繁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足为病）。虽然将来有条件采用技术手段鉴别，也可能完全推翻我的看法，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似乎还只能得出上面这样的结论。 正如多贺秋五郎先生在《宗譜の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清代江苏、浙江、安徽诸省的族谱，大多数都是用木活字摆印，其中江苏常州的武进，与浙江的杭州和安徽的桐城相并列，是中国各地家谱中木活字印制最为兴盛的地方（见该书第一部《解說》之"體裁與印刷"，页30），而武进正是常州府治所在的"附郭县"。在《清代的木活字》一文中，张秀民先生也曾指出，"清代活字家谱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而两省中尤以旧浙江绍兴府江苏常州府为最多"，其中"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因拥有独特的细土垫板技术而被称之为"泥盘印工"，以致还有远在四川的人，会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雇佣这里的谱匠排印；甚至安徽省的官员，竟将省属官书局"曲水书局"特地设置在邻省江苏辖下的常州（原刊《图书馆》1962年第2、3期，见《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页225～226）。又常州武进为业师黄永年先生生长的故乡，蒙黄永年先生垂告，先生少时尚见城中多有木活字印书铺子，招揽摆印乡间文士之诗文集等项生意。徐氏家族身处这样的印刷环境，而铜活字的印制效果又并不比木活字更好，他们理所当然地会采用当地最为通行的木活字来印刷族谱，根本没有理由别出心裁，耗费巨资，专门制作铜活字来印制其谱牒。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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