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是《求是》杂志的前身，1966年之前，是强势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性理论刊物。从1958年6月《红旗》杂志创刊到1966年文革爆发，《红旗》杂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方面，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3个阶段。
一、重提“毛泽东思想”
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其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51。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1]54。但是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而且在八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中，也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是代之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2]的提法。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论述又重新出现在中共各大报刊，其中在《红旗》杂志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红旗》杂志上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是《红旗》总主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此之前，柯庆施、周扬在《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文章中只提到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如“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确定下来，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3]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党的路线政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启发人民创作灵感的伟大力量”[4]。郭沫若则对毛泽东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他称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样，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的成分”，“他不仅不断地发表着许许多多不朽的经典性的论著，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六亿人民，还在工作的余暇发表了具有典型性的文艺作品，和经典性的著作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所以“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学习他善于在联系中国实际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使革命胜利了，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学习他善于结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不朽的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5]。
为防止读者将自己对领袖的赞誉之词误认为是搞“个人崇拜”，郭沫若接着说：“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当然，我们这些杰出的老师，他们也还是有老师的，那就是人民。……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广大人民的智慧，而且还尽可能集中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的知识，正因为他善学，所以他善想、善说、善做、善教。他是最民主的人民领袖，而同时又是最能循循善诱的人民教师。这样突出的个人是集体主义的结晶，这不是个人突出而是集体突出。集体突出的人物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是不能因反对‘个人崇拜’而加以忽视。当然，我们不是单纯的敬仰，而是学习。学习得好，可能超过老师。我相信毛泽东同志也正是在这样期待着我们的”[5]。郭沫若的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正确的崇拜”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郭沫若在文章中高度颂扬了毛泽东，并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但整篇文章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
与柯庆施、周扬、郭沫若三人相比，陈伯达在其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中，首次重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而且还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文是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经过其本人的整理和补充，发表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4期。在文中，陈伯达指出：“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结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慧，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百战百胜的威力”，“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那么，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便潜伏着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而一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启发，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的形势，就形成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继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没有在《红旗》杂志上被广泛使用，只是在李柏和翦伯赞的文章中有所提及。如，“在社会主义大竞赛中，我们遵循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为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灵魂，掌握了竞赛和协作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刻教育干部和群众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发扬共产主义思想”[6]，“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即必须在广大的历史学工作者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全国的历史学教师都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7]等。
“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被广泛使用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庆祝文章，其中多次提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李富春和康生的3篇文章。林彪在文章中阐述了新时期对军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包括“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群众运动”，“军官当兵”，“民主的工作作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最后林彪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我军每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必尽的义务”，“毛泽东同志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和‘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英明论断，正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实”，“让我们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巩固国防、解放台湾、维护和平、建设祖国而奋勇前进”[8]！
李富春在其《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一文中写道：“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而提出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要实行政治挂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在生产和建设中，尽可能地提高发展速度，充分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地增强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无数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地、随时地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来进行工作，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够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大跃进”[9]。李富春将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与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等论断是相吻合的。
《红旗》杂志以康生的名义发表的《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一文是针对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而写的。文章在最后强调：“从这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进一步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进一步认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别，认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区别，坚决参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心做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做党的同路人。让我们高举总路线的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奋勇前进！”[10]
以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基本上仅限于国内方面，就是涉及国际方面，也仅限于具体外交政策和国际策略，而没有涉及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不断地公开化，“毛泽东思想”也越来越被广泛提及，并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涵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
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
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就是指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理论正统地位，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中的解释权，它意味着中共对苏共长期掌控国际共产主义理论解释权的挑战。对这一挑战的首次尝试，是《红旗》杂志于1960年4月16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此文是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而写的，《红旗》杂志也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受到国际的关注。文中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思想”，但其字里行间的意蕴却十分明显。例如，“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11]，此乃借列宁主义的名义，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向国际共产主义国家推广，其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意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11]，这两句则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的，是真正符合列宁的原则的，而中国革命和建设依据的又是“毛泽东思想”。
随后，《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又为毛泽东思想的正统理论权威的树立提供了契机。《红旗》杂志将宣传《毛泽东选集》第4卷、诠释“毛泽东思想”同中苏论战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林彪在其为《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而写的文章中说道：“人民渴望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是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经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同时，由于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中的胜利，所以，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关于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思想，关于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思想，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关于在数量和装备上占劣势的人民革命武装战胜在数量和装备上占优势的反革命武装的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和理论，都将在历史的长时期中保持它的伟大生命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我们当前重要的战斗任务”[12]。就这样，“毛泽东思想”不仅仅被解释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正统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副总主编邓力群的主持下，也对《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出版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性文章①。它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注重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向世界推广，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具有很重要的国际指导意义，注重阐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开始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和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普遍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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