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汪精卫在获得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党政最高领导权后，国民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仍然是他难以逾越的夺权障碍，同时也是他现有权力的最大威胁。不久，廖仲恺被刺案的发生使他的这一难题出现了转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廖案的发生，改变了孙中山去世前留下的整个权力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鲍罗廷与汪精卫、蒋介石开始联合掌控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不可逾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被鲍罗廷选定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所代替，军事强人蒋介石在鲍、汪的扶持下，迅速扑灭了军队内部可能的一切反抗势力而崛起。因此，鲍罗廷与汪精卫的权力由政府、军事扩大到最高权力的国民党中央。
在对“廖案”的处理上，鲍罗廷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右翼势力做了彻底地清除。首先是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成立特别委员会，聘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将当时的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由特别委员会统制（74）。特别委员会拥有党政军一切大权的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部职权即被解除。其次是肃清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分子，将反共的右派执监委员排除出广州中央。“廖案”发生第二天，鲍罗廷即要求特别委员会逮捕胡汉民、邓泽如、谢持、邹鲁等十余人。“当许崇智诘问鲍罗廷：事无佐证，何能擅捕？鲍答以：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有人被杀，即为证据”（75）。特别委员会未从其意，鲍罗廷便藉口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涉嫌，坚持派兵逮捕胡汉民，而后特别委员会做出决议派遣胡汉民赴莫斯科。与此同时，汪精卫获取了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
接着在9月3日举行的政治委员会第53次会议上，议定林森、孙科、邹鲁等5人为外交代表团政府派代表。其实，在“廖案”发生以前，国民政府已有组成北上外交代表团与北方政府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期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权术掺杂。但是“廖案”发生后，此决议则变为汪精卫对右派中央委员的调虎离山、遣送出境之计。事实上，政治委员会最初决议任胡汉民为外交代表团主席，只是“廖案”后，胡因遭嫌疑被派赴苏俄；鲍、汪则拟定由孙科担任，孙却以赴宁经营孙中山墓地为由，辞不应就；之后才决定改派林森、邹鲁为政府代表参加外交代表团，并以林森为主席，邹鲁为秘书，限期率代表团北上。而依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原案，代表团主席在正式会议及采取政策之前，负有与北方政府及其负责人讨论一切问题之责。可汪精卫于9月15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派遣林、邹北上经过时，却只授予林、邹“率领各团体代表北上之责，根本不谈有权与北京政府讨论一切问题之事，且又令林、邹抵京后，即可将代表团交诸徐谦同志之手，两月内便须回粤”。即林、邹所扮演者，名为“主席”，实为“领队”，名为“被派”，实为“被排”（76）。
而对于“充北上外交代表团负责人，赴京为五卅惨案作外交宣传”这一安排，林森、邹鲁二人明知是借刀杀人之计，将欲以曹锟为黄祖，却无法推辞。其他如谢持、张继、戴季陶、邵元冲等亦被迫先后离粤。林、邹离粤后，其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则由汪精卫提名中共党员林祖涵、谭平山继任，林森的海外部长交于詹菊代理，邹鲁的青年部长由许崇清代理。这样，林、邹更为不满，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
代表团在9月20日抵达上海后，林、邹便展开了行动，即与戴季陶、谢持、叶楚伧、邵元冲等人会商，交换意见，决定根据8月10日第103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77）召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北京，筹议反共、反击鲍罗廷（78）。所以先有谢持由津浦路径行入京准备，林、邹则依照原定计划，溯江西上，经九江、武汉，联络同志，于10月14日到达北京（79）。
在会议的酝酿中，右派委员的活动遭到了北京执行部中共党人于树德等人的阻止，便意欲转到张家口开会，但又遭到冯玉祥的拒绝，最终还是应叶楚伧等人的坚持，“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任何一方都不致骚扰”（80）。接着，林森、覃振、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敬恒、傅汝霖等人便于10月16日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决定本月梗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81）。
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由领衔召集人林森任主席，计举行会议22次，到1926年1月4日结束，一共制定和通过了14个议案以及若干附件，制订和发表了几个通电、宣言、告同志书和驳斥汪精卫等函电。出席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有林森、邹鲁、覃振、石瑛、居正、叶楚伧、石青阳、沈定一，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共计12名（82）。因为其违背“党统”，属于“非法”召开，所以多被称为西山会议（83）。
四、结语
在中国国民党1923年冬季改组前夕，孙中山制定了联俄容共的政策，表示中国革命应“以俄为师”。只是孙的这一主张是要“师俄之方法，摈弃共产党之理论”，所以他允许“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多为联俄的需要，并希望运用共产党的办法和革命热情来实行国民党的主义。受斯大林派遣，鲍罗廷来到广州协助中国革命。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及俄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孙中山接受了鲍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并聘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即政治顾问。鲍罗廷凭藉其非凡的个人能力及苏俄在背后的支持，成功地将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塞进国民党“一大”宣言，并以俄共（布）1919年的党章为蓝本，修订了国民党的总章。
“一大”的胜利召开对鲍罗廷和孙中山来说，是一个相互利用与妥协的过程。鲍罗廷获取了在广州活动的法律地位，孙中山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由鲍罗廷指导国民党改组的。孙中山也在“一大”前后得到了期盼已久的俄援（尽管是很少量的），俄国军事顾问团的相继来华，在平定陈炯明、商团叛乱等事件上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孙的“三民主义”还首次以宣言形式被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精神，成为国民革命的旗帜。当然，这期间也有着相互的妥协。因为在组织原则问题上，鲍罗廷是不成功的。孙中山将党政机关的大权交给了“老朽昏庸”的右派中央执监委员会，他们有可能会将“一大”宣言“化为乌有”。鲍也并没有将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中拯救出来。国民党的改组尽管是“以俄为师”，但孙中山采取的却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方针，并非“全盘俄化”；而且孙还在盯着“自由民族”，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但为了支持鲍罗廷，孙中山又乾纲独断地排除众议，将长期追随其革命的老国民党人的反对意见都予以否决，并以其领袖的威信压制了改组时期的反共暗潮。在其“师俄”的过程中，虽抱有“防俄、防共”的疑心，却还是吸收共产党人协助鲍罗廷的改组工作，且在各组织机构都分配有一定的职务。
接着，“一大”闭幕后，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鲍罗廷意识到今后工作的最大障碍所在。于是，在与孙中山的继续合作中，他制定了分化国民党的策略，即“分裂国民党，清除右翼腐败分子”，目的是加强国民党左派，努力使孙中山左转，从而将国民革命引上苏维埃的道路。但是，鉴于这些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每个右派中央委员都列为消灭对象，而是采取了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战略，即通过驾驭孙中山，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或扶植汪精卫，成立国民政府的方式，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置于其控制之下。而在加强国民党左派，努力促使孙中山左转，全力扶持汪精卫夺权这一过程中，鲍与右派中央执监委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成员中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开始，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主要在汪精卫、鲍罗廷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中央执监委员之间展开，而且是围绕国民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争夺。直至廖仲恺事件发生，鲍罗廷在斗争中处于了明显的优势：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将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汪精卫面前最难逾越的障碍--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被解除；接着强行捕杀胡汉民、林森、邹鲁、邓泽如等右派委员，计划不成后，遂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放逐胡汉民，派邹鲁、林森北上。鉴于这一情势，广州的其他反共党人纷纷离粤，仅留下了公安局长吴铁城。可以看出，孙中山病逝至“廖案”发生后，在鲍罗廷、汪精卫的权力由政府、军队扩大到最高权力的国民党中央的同时，右派中央委员却纷纷被排挤出广州政府。他们在“走投无路”、“投诉无门”的情形下，为对抗鲍、汪，便依靠其仅有的“中央执监委员”的身份，借助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名存实亡的最高权力机关，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届四中全会。简言之，在鲍罗廷对国民党权力中枢的继续分化中，右派委员选择了与中央分裂的道路，首次以清除联俄容共的名义发起了西山会议，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继续了与鲍罗廷的斗争。
所以说，西山会议的出现是鲍罗廷对中央执监委员会的核心组成--右派中央委员这一群体分化的结果，是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是“对中央分裂”的右派委员与鲍罗廷之间权力斗争的继续。
注释：
（75）邹鲁：《回顾录》，第199页。
（76）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17页。
（77）孙中山逝世后，鉴于鲍罗廷对汪精卫的扶持，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成立和政治委员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共党团组织在国民党内的壮大之势，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邓泽如、伍朝枢、孙科、邹鲁等人对自身的权力地位产生了危机感，故多次秘密会商，企图以会议之方式，多数之决议（国民党党籍者固占绝对之多数），以对抗与汪精卫、鲍罗廷。于是在8月15日，由胡汉民提议，决定于是年9月15日在广州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8月11日，鲍罗以"昨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重要议案，未得预闻，实为抱歉"，试图打消原议。9月15日，因"廖案"发生，情势变化，第108次常会决议延期，最迟应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星期以前开会。参见《中华民国事实纪要》（1925年7-12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196、338页。
（78）在与鲍罗廷的斗争中，右派中央委员实早已有召开一届四中全会的打算，而且是要以"排除共产分子"的方式来反击鲍罗廷对他们的排挤，并以此对抗于鲍罗廷的分化战术。谢幼田也指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迅速整合，使得他们一致地决心驱除鲍罗廷、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权力把持。他们毫不怀疑，只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修改有利于中共的选举法，再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会很轻易地把中共党员清除出国民党，一切也就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胜利"；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第202页。
（79）（81）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244页。
（80）蒋君章：《西山会议与戴季陶先生》，《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
（82）对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西山会议派成员说法也不一，邹鲁在《回顾录》中说是12人；居正著《梅川谱偈》，虽没有直述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却说他到北京之前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已离北京。照这样说法，参加西山会议的比邹鲁所说的差一人；而居正在主编的《清党实录》一书中，西山会议第一次会议出席人数共14人。目前的研究基本认定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为12人。
（83）《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中，中共首次提出"西山会议派"的概念，此后"新右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概念逐渐盛行。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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