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并涉及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中国考古学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已经使人们相信，尧舜故事大约发生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尤其近些年来聚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为进一步认识尧舜禅让故事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本文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拟从考古学尤其是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展开讨论，以管窥尧舜禅让故事所隐含的历史真实。
一、关于尧舜禹及其禅让传说的认识
根据文献记载，尧、舜、禹分别所在的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三大集团，其主要活动区域基本都在中原地区，但具体仍有区别。
《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佚文：“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亦即《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其地约当今日河北、山西两省。《帝王世纪》亦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此外，古文献中也不乏陶唐氏在晋南一带活动的线索。这些情况表明，陶唐氏可能兴起于冀南、晋北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南迁或南扩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发现于晋南一带的龙山时代陶寺类型文化遗存，因其分布区域、年代范围等都与陶唐氏的主要活动区域及时代大体一致，故常被看作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注：周苏平：《陶唐氏与陶寺遗存》，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
关于有虞氏的活动区域，《孟子·离娄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其他一些史籍之中。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这些传说中舜的主要活动地点，多在山东省境内和河南东部一带，表明有虞氏集团主要活动于鲁西及豫东地区。据推测，有虞氏和“中原龙山文化中的王油坊类型似不无关系”（注：田昌五：《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而王油坊类型中又含有较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有时甚至被归于海岱文化系统（注：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王油坊类型初论》，载《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说明中原、山东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相当密切。从传说资料来看，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联合当始于黄帝时期，蚩尤战败是一个转折点，故舜为东夷之人便不足为奇。
至于夏后氏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史籍中也有诸多线索可寻。《国语·周语》中称禹之父鲧为崇伯，崇即“嵩”之古体，故崇地当在今河南登封县嵩山一带。再依传说中“禹都”所在观之，夏后氏集团当主要活动于豫西及晋南地区，尤其是豫西一带，乃至我们在探讨夏王朝建立以后的夏文化时，上述两个地区仍倍受重视，并发现有晚于中原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岗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在豫西及晋南一带的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和三里桥类型被认为可能是夏后氏的文化遗存（注：周苏平：《陶唐氏与陶寺遗存》，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
这些研究和探索虽不能说就是这一学术课题的终结，但也不致有太大的偏差。而且，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各集团内部的继承制度也都是以世袭制为基础的。这一史实早就被孟子等人若明若暗地道了出来。《孟子·万章上》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表面上，这一段话似是在讲尧舜禹间的禅让故事，并未涉及各集团内部的继承问题。但若考虑到这些集团的活动区域原本就不在一处，则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益避禹之子之说便无从谈起。若暂不考虑尧舜禹三者的禅让问题，据孟子所言，则尧之后陶唐氏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者非尧之子莫属，舜之后其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有虞氏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夏后氏集团的情况似乎更能说明世袭制的存在。《史记·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虽因治水无方而被治罪，但其后位居夏后氏集团最高权力之代表者并非他人，而是鲧之子禹。禹之后以夏后氏集团为依托而与益争锋的亦非他人，而是禹之子启。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诸集团都分别拥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各集团内部最高首领之位的继承完全是按世袭制来进行的，世袭制度已根深蒂固。即使尊为“天子”，也不便干预其他集团内部的继承问题，禹并未因父之过而影响其成为夏后氏集团的最高首领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进而表明，尧舜禹诸集团很可能代表着三个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
当然，这些认识还不能作为否定尧舜禅让传说的根据。先秦时期儒、墨、法、道诸家对尧舜禅让事件的态度不尽一致，甚或截然相反，但在他们相互矛盾的异说中却也隐含着不少共同之处。儒、墨两家对尧舜禅让故事的态度无须赘言，或可以“天命禅让说”和“尚贤禅让说”分别来概括（注：钱耀鹏：《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而法家和道家却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其《说疑篇》中言道：“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如“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语。显然，韩非子所言着重在批评舜禹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同时也有否定尧舜禅让故事之意。道家对禅让说的批评则不同于法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方式来批评和反对禅让之举。道家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却并未否定尧舜禅让故事。法家和《竹书纪年》都以篡夺观念来解释尧舜及禹的的承继关系，但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言及尧和禹时又说：“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让天下乃是一件好事，借此脱离苦海。这显然与其“逼上弑君以求其利”的说法相悖，进而说明韩非子本人对“逼上弑君”的篡夺观点也缺乏必要的证据和信心，同时似又承认了尧舜禅让故事确曾发生过。另据《帝王世纪》记载：“尧初封唐……及为天子居平阳。”即尧原本曾都平阳，何有“舜囚尧于平阳”，又何需舜“放尧于平阳”！事实上，法、道两家之所以反对禅让说，其目的显而易见。《韩非子·忠孝篇》云：“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庄子·庚桑楚》亦云：“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可见他们所担心的是后人效仿，以致天下永无可治，遗害千秋。
无论怎样，先秦时期人们还是普遍承认尧舜禅让这一古史传说事件的。韩非子在批评儒墨两家的尧舜观时还透露出另一则重要信息，即“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显学篇》）既言取舍，则必有所依，且证据所出当在孔子以前。因此，尧舜禅让这一传说事件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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