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37 《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 赵春青 参加讨论
注释： 1 ②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上），中华书局，1959年。 ③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④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⑤张忠培：《以世界的中国姿态迎接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刘起：《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⑦严文明：《黄河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⑧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王震中：《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陈旭：《炎黄历史传说与中华文明》，《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李绍连：《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 ⑩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11）王青：《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12）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第1期。 （13）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15）（21）徐旭生：《尧、舜、禹》（上、下），《文史》第三十九、第四十辑，中华书局，1994年。 （16）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20）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8）顾颉刚在《畿服》一文中谈到《周语》之五服时说：“合王畿、侯国与力所未及之区域而言之，以远近为次第，凡分五部，皆命之曰‘服’。其曰‘甸服’者，即〈商颂〉之‘邦畿’；……‘侯服’，诸侯也，王所封殖以自卫者。‘宾服’，前代王族之有国者，以客礼待之，蕲其能贴服于新职权，转而为今王之屏藩也。更别‘夷蛮’、‘戎狄’为‘要’与‘荒’。夷蛮者，虽非前代王族，而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特与新王室之关系较疏，故不使跻于华夏之列；然犹服我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未受中原文化陶冶之外族……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斯盖久当时形势加以理想化，作更精密之分析与更整齐之规划，而试定此五种称谓，原非事实上确有此等严整之界线。”见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19）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2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38～39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23）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修订本），中州书画社出版，1981年。 （24）胡渭在《禹贡锥指》卷第十九引金吉甫云：“五服之制，因地而为长短者……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方正。”胡渭亦指出：“《王制》曰：‘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汉书·地理志〉曰：‘洛邑与宗周同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以是知先王体国经野皆用此法。虽云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间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齐，或赢缩也。” （25）李民先生认为《禹贡》所说的“甸服”，是指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当然这个区域并不像伪《孔传》说的那样，是整整齐齐的“四面五百里”，“规方千里之内”。 （26）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27）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28）洛阳市博物馆：《临汝煤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2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3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3）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6）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3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8）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39）徐基：《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研究简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栾丰实：《王油坊类型初论》，《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42）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科学出版社，2003年。 （44）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45）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临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48）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村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0）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1）许宏等：《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52）黄石林：《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王克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文物世界》2001年第5期、第6期。 （5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5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南礼教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56）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57）第一，主张把它纳入王湾类型（即王湾三期文化），文见李仰松：《从河南历史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二，主张划入客省庄文化，见郑杰祥：《河南龙山文化分析》，《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第三，主张把黄河以北的归入陶寺文化，见张江楷等：《新石器时代考古》，233～23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58）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57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59）苏秉琦、吴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址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60）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第6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