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理想国”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但长期以来柏氏的神学思想却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看过“柏拉图对话”的人对此印象定会极深，即在他的几乎每一篇对话中，都穿插有大量的神话叙事（mythos）。这些神话有的出自柏拉图的前辈如荷马、赫西俄德，有的来自东方的宗教秘仪，有的则纯粹是柏拉图自己的杜撰。那么，柏拉图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称引甚或杜撰这些神话呢？笔者认为这些神话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神话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建构作用，就很难真正理解他的其它一些思想。
一、对古希腊传统神话的批判与改造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寻求定义的方法与思路，要从众多的同类事物中寻找一般和共相，寻求事物的本质。在柏拉图早期的所谓“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篇中，都是在探询某一事物的定义：《卡尔米德篇》是节制、《拉凯斯篇》是勇敢、《吕西斯篇》是友谊、《欧绪弗洛篇》是虔敬。正是在这些早期的对话中，不仅萌发了在《斐多篇》和《国家篇》中集中论述的理念论，而且也触及到了柏拉图的神学观。在《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的外面碰到正准备起诉自己父亲的欧绪弗洛，于是乎，一场关于“什么是虔敬”的讨论开始了。讨论的结果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虔敬的事物之虔敬是因为诸神赞许它，还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诸神赞许它？”
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欧绪弗洛难题”（Euthyphro‘s dilemma）（1）。欧绪弗洛是一位宗教解释家和神学家，他自认为控告因过失杀人的父亲是虔敬的行为，而苏格拉底则并不这样认为。在这里，柏拉图反对希腊传统神话的端倪已初露。欧氏的依据正是来自传统的神话传说：
“人类不是相信宙斯是诸神中最杰出、最公正的神吗？也就是这些人不也承认，宙斯把他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用铁链捆绑起来，因为他不公正地吞食了他的其他儿子，而克洛诺斯也曾由于同样的理由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欧绪弗洛篇》 6A）
在欧氏看来，令神喜悦和赞许的行为就是虔敬的。苏格拉底对此作出如是反驳：欧绪弗洛起诉父亲的行为可能使宙斯喜悦，而使克洛诺斯和乌拉诺斯痛恨；亦即，同样的事物既是神喜悦的又是神痛恨的。在柏拉图看来，所有虔敬的行为之所以虔敬是因为它们共属于一个不变的虔敬的“型”；何为“虔敬”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一个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必须遵循的绝对标准。我们不应忘记苏格拉底正是在应付一场针对他的官司的途中碰上了欧绪弗洛，苏格拉底被指控“创立新神，不信老神”（3B）。是的，正是从这里开始，柏拉图的批判锋芒指向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希腊传统神话，他正准备对传统旧神加以理性的改造，亦即“创立新神”。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进一步着手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传统神话加以伦理道德的净化，用理性来规范宗教信仰。在人类的童年时期，通过神话的方式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每个文明中都存在过。希腊神话尤为发达，归于荷马名下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便是希腊人神话的经典表述。荷马史诗对希腊人的影响，犹如《圣经》之于基督徒，《古兰经》之于穆斯林，“六经”之于中国人。自荷马史诗诞生起，它在希腊人中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权威，成为希腊人教育的主要来源，正如爱利亚的克塞诺芬尼所说“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讽刺诗》D10）（2）但是，没有哪个民族的神会像希腊传统神话中所描绘的那样具有太多的人性的缺点。正是看到了荷马史诗对希腊人的教育潜在的一些危害，一些哲人开始对荷马史诗进行了批判。在柏拉图之前，也是克塞诺芬尼这样写道：
“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同上，D11）（3）
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看到人们用传统神话为自己的恶行辩护，柏拉图继承了这种批判，并花大量的篇幅来对传统神话按自己的道德理想加以改造，以期建立一个伦理秩序良好的“正义之邦”。《国家篇》在讲到如何教育孩子时，作为城邦“建立者”的苏格拉底严厉地谴责了荷马、赫西俄德以及其他一些诗人和剧作家，因为他们把诸神（甚至最伟大的神）描写成丑陋不堪。柏拉图称这些神话传说是假且坏的故事，不应该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为培育美德，他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优美高尚的故事。基于此，作为理想国的设计者，应该重新编一个好的故事，也就是按柏拉图的理想的道德标准重新塑造神的形象。这样的神只是善的事物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理想国》380C）柏拉图坚持认为无论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都应该把神描写成善的，这是神之所以为神，神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城邦里的人们，使之向善，行为正义。
我们也知道，柏拉图受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的影响很大，巴门尼德的哲学主“静”，认为研究哲学的真理之路是“存在者存在”：
“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因为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因为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论自然》D7）（4）
柏拉图接受巴门尼德关于“存在者”的思想，认为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虚幻的，真实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对变化持有一种恐惧感，认为除了恶再没有比变化更坏的了。既然如此，柏拉图塑造的新神就绝不能再处于变化当中。于是，柏拉图进一步批评希腊传统神话把诸神描写成“魔术师”，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显现为不同的形相，甚至乔装打扮欺人惑世（《理想国》380D）。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神应该是单一的，始终不失他（们）的本相。
柏拉图一边匡正希腊传统神话，祛除神性中拟人的成分；一边倡导人的自由意志，反对人的生活受命运支配的老调。我们知道，在希腊传统神话中，命运问题是其关注的主题之一。传统神话认为命运是个人力量无法克服的，希腊悲剧则更加彰显了这一主题，正是命运的胜利，而不是个人选择、个人自由意志的胜利，最终导致了一连环悲剧的发生。柏拉图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强力反对生活受命运支配的论调，坚持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命运更重要。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倡导希腊人过一种哲人的生活，就是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更为关键。譬如：《美诺篇》探询的是“美德”问题，但据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和色诺芬的记载，美诺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柏拉图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美德的发言人和代言人呢？综观美诺对“美德”的几次定义，都与“统治”和“权势”有关，说明美诺是一位热衷权力的人物。这样一位年轻英俊，被大多数人认为前途无量的雇佣军将官，为实现他所谓的“美德”，参加了小居鲁士的远征，结果横死异乡。（5）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也就理解了柏拉图用美诺来命名这篇对话的讽刺意味。相反，《斐多篇》是柏拉图对话中感人至深的一篇，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斐多曾是一名奴隶，但“他挖空心思想加入苏格拉底的圈子”，苏格拉底赎买了他，并教他哲学；苏格拉底殉道后，斐多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继续传播哲学。（6）柏拉图之所以要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物来命名这两篇重要的对话，目的就在于告诉我们，不是命运，也不是神，而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意志应该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任。
美诺与斐多，前者出身高贵而后者出身低贱，同样是出自个人的自由选择，但两人生活和结局却大相径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自由选择时有无理性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柏拉图正是通过倡导哲学理性精神来消解传统神话所渲染的不可抗拒的命运。苏格拉底的“德性就是知识”的命题认为一个人的正当行为依赖于他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关于外部的，而是有关自身的，即“认识你自己”。苏氏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没人故意为恶”，恶的根源在于无知。苏氏的这个重要命题奠定了西方伦理学中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柏拉图继承乃师，并进一步完善。完善的表现在于，柏拉图严格地区分了“意见”与“知识”。柏拉图认为“意见”虽然也能导致美德和善行，但它仅具有偶然性；而“知识”则必然导向美德和善行，它具有无可怀疑的确定性。“意见”与“知识”的划分同他哲学上的二元论是紧密相关的，“意见”的对象是感觉世界、变动不定的世界，“知识”的对象则是可知性世界、永恒不变的世界。《国家篇》末尾在谈到人的命运的神话时，柏拉图这样写道：“决定你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但是美德没有既定的主人，可以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美德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617E）另外一方面。肉体与灵魂的严格区分也是柏拉图二元论的重要特征。
二、作为伦理之基础的灵魂不朽
柏拉图关于灵魂的理论是他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关于灵魂的起源、性质、结构和运动等，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反复申说。在《斐多篇》中，他说灵魂“拥有很大的生命力，具有神一般的性质，甚至在我们成为人之前他已经存在”（95C）。在《蒂迈欧篇》中，他说一切灵魂源自创造者（divine Craftsman/Demiurge或音译“德穆革”）置于世界中的宇宙灵魂的划分（41D）。灵魂的本质是自动的，一个物体的运动来源于自身，那么这个生物就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有灵魂；反之，若来源于外部，则是没有灵魂。质言之，“推动自身运动的东西就是灵魂”（245E）。
关于灵魂的自动，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作了一个比方，他说灵魂运动好比一股合力，就像同拉一辆车的驭手和马匹。诸神的马和驭手都是好的，血统高贵。凡人的车则有两匹马和一位驭手组成，其中一匹温顺驯良，另一匹玩劣不化，驭手、良马和劣马三者的合力导致灵魂的运动。驾驭的好，灵魂就向上高飞，它就能瞥见“真实的存在”；驾驭的不好，灵魂的羽翼就会受损，灵魂就向下堕落。这个比方与《国家篇》中对灵魂三个部分的划分是一致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说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理智，其职责和功能是思考和推理；第二部分是欲望（非理性部分），其职责和功能是感受，它是食、色等欲望的驱动力；第三部分是激情，它是愤怒的来源，激情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理智与驭手对应，欲望与劣马对应，激情与良马对应，在每个人身上，用理智驾驭好激情与欲望，让三个部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这样的美德就是正义。
苏格拉底实现了希腊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他一生都在告诫人们“不经省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柏拉图继承乃师的事业，他的所有对话都在引导人们过上一种正义和一切有德性的生活。为了使得正义等诸伦理美德成为可能，柏拉图试图在其对话中确定灵魂不朽的信仰。在《高尔吉亚篇》、《美诺篇》、《斐多篇》以及《国家篇》、中，柏拉图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灵魂的不朽。而每篇对话论述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在前期对话《高尔吉亚篇》的末尾（522D-527E），柏拉图已经提到了灵魂不朽和灵魂审判，并粗略地做了说明。该篇是集中批评智者的对话之一，对话中的卡利克勒是和《国家篇》中塞拉西马柯同种类型的人物，他们追逐政治权势和现实利益，而且态度坦率并不讳言。这应该是当时雅典人的普遍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柏拉图强烈反对这种生活价值观，倡导人们过有德性的生活。为说服智者以及受智者影响的雅典人，柏拉图说早在克洛诺斯时代，神就立下了一条关于人类的法律并一直保留下来：过着虔诚和正义生活的人死后要去福岛居住，过着完全幸福的生活而无任何疾苦；而过着不虔诚、不正义生活的人死后将到塔塔洛斯受罚。随即他就谈到灵魂不朽，死亡无非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与肉体一样，灵魂在人死后仍能保留生前所积累的经验和性质。罪恶的灵魂将接受相应的惩罚，而惩罚则是对罪恶灵魂的一种治疗。对话结尾说，人们应该生死不渝地追求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
《美诺篇》对灵魂不朽的论证，是通过“学习即回忆”的著名命题来完成的。该篇的主题是讨论美德是否可教。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插曲，苏格拉底先说男、女祭祀和品达等诗人都说过灵魂不朽。接着就说，既然灵魂不朽并重生过多次，已经在世界各地见过了所有的事物，学会并拥有了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识；那么，灵魂能回忆起关于美德的知识也就无可惊讶了。“回忆说”是通过一名童奴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逐渐“回忆”起“毕达哥拉斯定理”来现身说法的。在这里，“回忆说”与其说是柏拉图的认识论--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毋宁说它主要的是为灵魂不朽提供了另外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证据。
《斐多篇》描写的是苏格拉底在狱中最后一天的生活，临刑前的苏格拉底与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在狱中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该篇除了继续精致地论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和回忆说外，还极力论证灵魂只有脱离感觉欲望的载体即肉体的羁绊才能获得最高的智慧和善，因而死亡也就是一种解脱；而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在此，笔者不想赘述他们的具体的讨论过程；但尤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结束时苏格拉底的一段话：
“当然了，有理性的人一定不能坚持说我们所描述的情景完全是事实。但是我的描述或其它类似的描述真的解释了我们的灵魂及其将来的居所。因为我们有清楚的证据表明灵魂是不朽的，我想他既是合理的意向，又是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因为这种冒险是高尚的。这也是我临死前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讲这个故事的原因。”（114D）
类似的话在其他对话篇中还多次出现。既然有理性的人一定不会相信苏格拉底的描述，又要求人们去坚持这种高尚且冒险的信仰。正是这种“非理性”恰好说明了柏拉图对灵魂不朽这样一种信仰所采取的理性态度，它绝不同于鬼怪迷信和宗教迷狂。
关于灵魂的命运问题，柏拉图不厌其烦地编撰故事，这些故事相差无几，苏格拉底自称这些故事有的来自祭司，有的来自宗教秘仪，有的甚至来自死而复活的人等等（也许这只是一种托辞）。凡此种种，无论如何，关于灵魂的命运的那么多的神话虚构，只有一个主题：灵魂不朽和末日审判。显然，柏拉图关于灵魂的理论受到了奥尔弗斯教和毕达哥拉派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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