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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生态伦理的思想基础


    众生平等思想何以成为生态伦理的思想基础呢?
    首先,众生平等思想赋予了每一个有情众生甚至是无情众生平等的内在价值,奠定了一种敬畏生命和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学,对保护生命和自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主张大自然的一切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平等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戒杀、放生和素食的实践主张。现代法国哲学家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其实与此是一致的,这是中国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在生态伦理的角度上保护生命的积极作用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还认为草木山川、大地瓦石等无情众生都具有佛性(“无情有性”),这将一切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纳入到了平等的价值视野之中,从而在伦理的高度上确立了一切众生在宇宙中的平等地位,赋予了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奠定了一种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学,这与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极其相似,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上来讲,对于保护自然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众生平等思想是构成戒杀、放生和素食的思想依据,从而确立了中国佛教生态伦理中最主要的实践主张。中国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是中国佛教反对杀生的人道主义实践的思想依据,而戒杀又必然导出放生和素食实践。换句话说,放生是戒杀的必然发展,素食是戒杀和放生的必然结果。这三个实践主张以戒杀为中心、放生为手段、素食为保证,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并依次层层递进。中国佛教护生观除了在理论上博大精深之外,在实践上也积极作为。中国佛教在民间深入人心,很多普通信众都有戒杀的理念、放生的行为和素食的习惯,这当然与中国佛教积极宣扬不无关系。无论是出家弟子还是在家居士,他们的佛教信仰的表达方式大多归结到戒杀、放生和素食的三大实践上,对于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中国佛教生态伦理的另一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其立论依据建立在缘起论的基础之上。“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不是孤立的存在。原始佛教将这一思想表述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这里,“此”与“彼”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事物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条件。只有将事物置于整体中,在众多条件的规定下,才能确定其存在。《佛本行集经》说:“诸法因生者,彼法随因灭,因缘灭即道,大师说如是。”这里的“因缘”是指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也即万法由条件而生,由条件而灭,超越了条件性,就是涅槃得道。在此,“因”是内在的直接原因,“缘”则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由此,“因缘”又被称为“内因外缘”或“亲因疏缘”。正是因缘的聚散合离导致了事物的生灭变化,这在中国佛教中称作缘集、缘生、缘成和缘起。由因缘生灭而产生的现象界万法,叫“因缘生灭法”。《杂阿含经》说:“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意即万法依因缘而生灭。所以,现象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是因缘起故。一切现象都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中,众生与宇宙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其自身,又包含所有他物,只有平等互具,生命才能存在。
    缘起论“透过世间种种表象,以朴素的形式对世界的本来面目做了说明。中国佛教在缘起论的哲学基础上,又发展了”整体论“,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佛教独特的生态整体主义。《古尊宿语录》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便是中国佛教的这种生态整体主义的典型表达。
    中国佛教认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的每一单位都是相互依赖的因子,是一种关系存在,彼此之间不能独立地存在。以这种思想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如同一束芦苇,只有相互依持,方可耸立。
    中国佛教在阐释生态整体主义时,还提出了一种”全息“的理论,这是生态整体主义中最具特色的思想。中国佛教认为,任一极微都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叫做”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芥子、毛孔是极微的意思;须弥、刹海代表广阔的空间。芥子、毛孔可以容纳、蕴含无限的宇宙,这是佛教徒对宇宙关系性、整体性的理解。芥子、毛孔虽然微小,但却能涵摄无限之大的宇宙。即使是微尘,虽然至小无内,但在其中却可以普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事物,普现三世一切众生。《华严经》还以”因陀罗网“为喻,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也是这种重重无尽、相互涵摄、互相渗透的关系。一事物中拥有万法,所有的事物相互拥有。《维摩诘经》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维摩诘将自己与众生看为一体,以一切众生之病为己病,若众生无病,自己才无病。
    在生态问题上,唯有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现当代的生态学家普遍认为,要克服生态环境危机,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转向整体论、关系论的生态世界观。基于这种理解,很多西方生态伦理学者纷纷转向中国佛教,以求对于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在中国佛教中已经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生态整体主义。
    (作者高扬、曹文斌,工作单位为铜陵学院公共管理系、遵义师范学院政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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