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文大藏经简史
汉文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是汉传佛教基本典籍的总汇。汉文大藏经随着汉传佛教的发展而成长壮大。它与汉传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汉文大藏经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汉传佛教的概貌。
以我国书籍制作方式的演进为线索，汉文大藏经自古到今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代印刷本时期、数码化时期。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无论是“伊存授经说”，还是“汉明感梦求法说”，佛教初传都与佛经的传写紧密相连，这说明佛经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同步。也就是说，就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史而言，从佛教初传开始，就进入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
汉文大藏经的写本时期，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东晋释道安时代，可称为汉文大藏经的酝酿阶段。在这一阶段，大藏经虽然尚未正式形成，但汇拢经典、整理典籍的工作已经开始。从东晋晚期到隋朝初年，是汉文大藏经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形态的大藏经开始陆续涌现。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实物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系北魏永平、延昌年间（508-515）由敦煌镇官经生抄写。由此可知，当时造藏已经成为一项官方的文化事业。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首创“入藏录”，证明大藏经无论从实际上，还是理论上，此时均已卓然成形。“入藏录”这种体例被后代各种有影响的经录沿袭，成为大藏经最基本的目录依据。从隋朝初年到会昌废佛，是汉文大藏经的结构体系化阶段。唐释智昇于开元十八年（630）完成的《开元释教录》，集前代之大成，创一时之新风，垂千年之典范。他在大藏经结构体系及佛教经录方面的成就，体现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古代汉文文献学的最高水平。从晚唐会昌废佛到北宋《开宝藏》的刊刻，是汉文大藏经的全国统一化阶段。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全国的大藏经逐渐统一到《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的形态上。
写本有一个基本特点--流变性。写本是由写经生等各色人等一本一本书写出来的，不但在外观上有很大的个性特征，内容上也容易形成异变，由此出现各种各样的异本。敦煌遗书中大量异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写本的流变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最近几年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日本寺院所藏古写本藏经的调查与研究，也充分证明了写本藏经的流变性这一特征。充分重视与研究写本佛典的流变性，全面评价它在中国佛教发展中的地位，是佛教文献学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
会昌废佛后全国藏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统一，为刻本藏经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刻本大藏经。第一批版片，开雕于开宝四年（971），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共计13万块。在古代，这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此，我国大藏经进入刻本时期。但是，从现有资料看，《开宝藏》虽然在流通，民间依然在修造写本大藏经。所以，整个北宋，基本是写本藏经、刻本藏经同时流通的时期，或者说是刻本藏经逐渐取代写本藏经的时期。北宋晚年，《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渐次刊刻，写本藏经逐步退出实用领域。但是，它依然以金银字大藏经这样的特殊形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从现有资料看，金银字大藏经的书写，大约一直延续到明清。此后，写本大藏经不再出现，但写本佛经，包括金银字写经、血经，作为人们表达自己虔诚信仰的方式，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近代以来，写经又成为书法家、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
从北宋《开宝藏》起，到清末民初的金陵刻经处、毗陵刻经处刊刻书册本藏经为止，我国历朝历代都曾刊印刻本大藏经，总数不清，至少在20部以上。就刻本藏经而言，版片的刊刻一旦完成，新藏经的刷印就是一件相对较为容易的事情，这促进了藏经的流通。且同一副版片所印藏经，内容完全一致，不同于写本藏经所具有的流变性。这都是刻本藏经优于写本藏经的地方。但一部藏经的版片数量动辄高达10余万，刊刻、管理都非易事。故古人有斫臂化缘、累代刻藏的佳话。遗憾的是，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善于创造文化的民族，却又是一个不善于保护文化的民族。历经兵火灾劫，现在存世的完整刻本大藏已经极为稀少；完整的大藏经版片，仅剩《龙藏》一副。不少刻本藏经仅剩零本，还有不少刻本藏经尚需我们去发掘与考证。
近现代铅印、影印技术的发明，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近现代印刷本藏经文字清晰，装帧实用，信息量大。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近现代印刷本藏经的出现，与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兴起密切相关。由此，以《大正藏》为代表的新编藏经问世不久，便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取代了在佛教史上雄踞千年的刻本藏经。不过，由于电子技术的崛起，现代印刷本藏经独擅胜场仅百年，佛教藏经就开始进入数码化时期。虽则如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现代印刷本藏经作为佛教法宝的代表，作为千百万信徒膜拜的对象，不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会向豪华装帧的方向发展。
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书籍的数码化时期。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汉文大藏经也踏入数码化的门坎。20多年来，大藏经的数码化取得令人惊叹的长足发展。与近现代印刷本藏经的排印本、影印本两种形态相应，数码化大藏经也出现用文字录入方式形成的电子文本及用图像扫描方式形成的扫描本，并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持的《电子佛典集成》是目前最为流通的电子文本大藏经。目前，藏经数码化正方兴未艾，并进一步向内容更丰富、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且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强其宗教权威性与社会公信力。[1]
二、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
（一）“内在理路”释义
本节探讨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以前没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因此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编纂大藏经的内在理路。
任何时代、任何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编纂大藏经，必然有他的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必然有一个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甄别、选取佛典的入藏标准，有一系列与这一目的相配套的编纂藏经的方法。我认为，编藏目的、入藏标准、编藏方法三者，构成了大藏经编纂的内在理路。从历史上看，大藏经的编纂者，一般很少公开宣示自己编纂藏经的目的、标准与方法。但无论哪一部藏经，实际都存在这三者，它们贯穿于该藏经筹备与编纂的整个过程，最终完成的这部大藏经中，所以称之为“内在”理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藏经，来探讨它们各自的内在编藏理路。当然，就某一部具体的藏经而言，还有一个它的预设编藏理路能否从始至终贯彻到底的问题。本文对此不予讨论，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古今编藏理路的表现形态及其演变轨迹。
（二）佛教编藏的基本理路
首先应该指出，结集佛典本来就是印度佛教的传统。佛、法、僧三宝的观念，在释迦牟尼时代是否已经产生，还可以再研究。从早期佛典看，三皈依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熟语；但从历史事实看，释迦牟尼时代，佛典还没有产生。从逻辑上讲，佛法形成在先，佛典结集于后。因此，释迦牟尼时代尚未出现佛典，不影响三宝观念的产生。从现有资料看，起码在部派分裂之前，三宝观念已经产生。如果说三宝观念在释迦牟尼时代已经形成，则第一结集的历史地位将更加重要。这说明当时的僧人已经非常清醒地把法作为与佛、僧并立的亘古永存的真理。即使三宝观念在释迦牟尼时代尚未形成，可以设想，第一结集的成果，对三宝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印度佛教此后的历次结集，各有各的历史背景与原因，这里不做探讨。但佛典作为佛法的代表，始终受到重视与尊崇。佛教传入中国，怎样才能让中国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样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当时传教法师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质量层面，即“不走样”；第二，效果层面，即“能接受”。从这两个层面，生发出早期汉译佛典的“直译派”与“意译派”之争。而汉文大藏经所以形成，正是这一理路在新时期的发展。
限于资料，我们对早期中国佛典的流传情况，特别是大藏经形成的具体过程，尚处在若明若暗的境地。但根据现存的道安时代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道安编纂经录的基本态度是鉴真伪、辨源流。也就是说，他特别注重佛典传播的质量层面，亦即纯正性原则。这种态度，贯穿了道安一生所有与经典有关的活动。
早在三国时期，围绕《法句经》的翻译，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直译、意译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最终以直译派的胜利告终。道安的“鉴真伪、辨源流”，可以说是直译派路线在新时代的发展。虽然三国以后，意译照样大行其道；虽然道安以后，疑伪经以更大的势头涌现出来；但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从佛教初传，到唐玄宗时代，这种保持佛典纯正性的努力一直在大藏经的编纂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并直接影响着汉文大藏经的形态。我曾经撰文指出，从历史发展看，汉文大藏经有三种功能与三种表现形态。而正是编藏僧人努力保持佛教典籍纯正性的内在的宗教责任感，使当时的大藏经获得了学习、传播佛法的功能，出现了义理性的形态。
但佛典毕竟是法宝的代表，三宝崇拜则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形态。作为一个宗教，纯正的信仰是佛教立足的基础。因此，大藏经作为法宝的代表，自然也就具备了福田的功能，具备信仰性形态。
（三）古代藏经的两种功能形态
我撰文指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义理层面”，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信仰层面”。义理层面的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层面的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著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为主要目标。义理层面的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层面的佛教较义理层面的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层面的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纠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
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也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毋宁说，正因为大藏经具有高度的义理性，才使它具备成为信仰性对象的基础。唐智昇编定的《开元大藏》，就其内在理路而言，原本是一部义理性大藏。但将它按照白居易《苏州南禅寺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记载的方式纳入转轮藏，它就具备了典型的信仰性功能。[2]可以想见，广大群众的信仰又扩大了义理性大藏经在信教群体中的影响。不过，又必须指出，与晚唐以前佛教的义理层面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相适应，我国当时的大藏经，虽然两种形态具备，但以义理性为主导。但随着佛教信仰层面的力量日益加强，大藏经的形态也产生新的变化。如黑水城出土的《大乘入藏录卷上》，这部藏经虽然依据《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标准收入经典，却按照诸经卷数的多少排列次序。所以，编纂这部藏经的目的不是供人学习佛教义理，仅是供人顶礼膜拜。正因为这样，这部藏经完全不讲究结构的合理，只讲究外观的整齐。[3]这样一部完全体现大藏经信仰功能的藏经，却依然采用《开元释教录》的名号，也说明汉文大藏经的义理层面与信仰层面密不可分地相互渗透与依存。
我曾经提出“大藏经三要素”，作为研究写本大藏经的指标。亦即收经标准、结构体系、外部标志。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上述三要素因人、因时、因地而有区别，但从总体看，严格真伪鉴别、重印度轻中国、重经论轻注疏，是中国写本大藏经中正藏部分不变的主线。结构体系问题则是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最后由智升总其大成。至于在外部标志方面的探索，则直到晚唐采用《千字文》作为大藏经的帙号，才算告终。“三要素”问题意识的形成与解决，是一个动态的漫长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拙作《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有所论述。但该书仅客观描述了三要素问题的逐步解决，还有没将这个问题与编藏的内在理路有机结合。本文限于篇幅，也不打算过多涉及这个问题，仅在这里略微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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