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引进中国“江南佛教”出现的变形现象(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3:11:02 《日本研究》 末木文美士 译者： 参加讨论
二、来自“边州”的反击--最澄与江南佛教 以上概述了日本引进中国佛教之际出现的变形问题。以下，对问题再稍加限定，就本文中心主题--日本接受江南佛教一例，来考察最澄（767-822）。最澄入唐之际，佛教中心在长安，江南佛教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学习江南佛教，在最澄来说意味着什么？这里对此进行探讨。 最澄780年出家得度，785年受戒。其后在比睿山一心修行12稔。797年以后，涉足社会活动。804年他乘遣唐使的船入唐，从明州经台州进入天台山，复由台州返回明州，进而赴越州（绍兴）学习密教，翌年归国。最澄在中国的活动，大致如下[4]： 804年9月 从明州奔往台州，在龙兴寺师从道邃学习天台宗。 804年10月 在天台山禅林寺师从褯然，接受禅学。当时，在佛陇寺还师从行满学习天台宗。 804年12月 义真在国清寺受具足戒。 805年 返回台州，由道邃授天台戒与圆顿戒。 805年3月 返回明州。 805年4月 赴越州，顺晓授密教。 805年5月 离别明州，经对马岛归国。 可见，在逗留唐朝的数月里，最澄精力充沛地活动在明州、台州、天台山、越州，这一带是极其明显的江南地区，远离都城长安。玄奘将佛教经典请到长安，加上后来密教传到长安，新佛教经丝绸之路相继进入长安，京城的佛教文化进入隆盛期。相比之下，江南之地已不是曾经的佛教中心地了。诚然，唐代的天台宗因湛然（711-782）而复兴，湛然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活动于这一带，但他的后继者都不及他，因而呈现出停滞状态。恰在此时，最澄入唐。最澄所到之地，并非佛教中心，接受的也非最新教义。最澄不懂中文，由弟子义真任翻译，一路同行。义真的语言水平究竟有多高，不明。据推测，与中方交往语言不太熟练，信息搜集也未必充分。 空海与最澄相同，也是乘遣唐使的船入唐，但船漂流到福州，他从该地进入遥远的长安，在青龙寺师从惠果（746-805）学习密教，806年归国。空海具备了相当程度的中文能力，人们认为他在京城充分汲取了最新流行的密教后才归国。如此这般，最澄与空海形成对照，入唐求法，对二人嗣后在日本的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二人相比，最澄求法于江南并不意味着意义偏小。不如说正因为江南处于京城周边，学习了落后的教义，反倒表明这种教义不为随潮所左右，存在另一方面益处，即彻底掌握了这种教义之后，进一步改造之，很容易实行日本化。 最澄晚年激起了两大论争[5]，其一是与法相宗的德一之间展开的“三乘”和“一乘”的论争；其二是与南都的僧纲之间展开的“大乘界”论争。前者是关于《法华经》教理的解释，《法华经》的终极真理，将小乘的声闻、缘解与大乘的菩萨这三道统合起来，归于唯一之佛，这是最澄的“一乘说”。与此相对，站在法相宗立场上的德一则主张：“一乘说”带随意性，有三乘之别才是真实的。“三乘说”是玄奘请来的基于唯识说的学说，立足于亦可包容小乘立场的现实主义立场。与此相对，“一乘说”立足理想主义立场，瞄准的目标是到达唯一真理。“三乘说”与“五性各别说”（将众生的能力分为5个，是承认永不开悟的众生存在的学说）相结合；“一乘说”与“悉有佛性说”（此学说认为，所有众生的本性，皆可有开悟的佛性）相结合。 在中国也发生了两者的论争，但仅持续一段时期就落幕了。最澄与德一之间的论争，是在日本继续了中国的论争。从都城的新学说这一点说来，法相系统的“三乘说”受到了关注，而最澄固守的“一乘说”毋宁说是古旧学说。最澄在《法华秀句》中卷里收集整理了中国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与论争史的资料，并将如此历史对象化，客观化，在此之上展开议论，这种姿态引人注目，这种姿态并不仅仅满足于从唐朝引进佛教，还可以在咀嚼消化外来佛教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立脚点。 大乘戒的论争，主要围绕戒律的实践问题。在中国由于南山律宗的确立，将法藏部的《四分律》作为具足戒使用，已成常识。与此相比，最澄认定这是小乘戒，大乘佛教必须使用大乘独自的戒律。大乘戒采用了梵纲戒，并向朝廷申请在延历寺设立大乘戒坛，以授大乘戒。对此，南都的僧纲表示反对，展开论争。最澄殁后，大乘戒坛得到认可。 中国也使用了梵纲戒，它为确立大乘精神而存在，作为实用的戒律，具足戒必不可缺。梵纲戒原本是出家人或在家人皆通用的戒，作为赋予出家人的资格，显然不够充分。最澄将其作为用于正式出家者的戒，旨在强调大乘的纯粹性。这种时候，他将出家人与在家人的共通性视为有利条件，主张“真俗踊贯”。菩萨对待出家人与在家人态度一样，出家人与在家人能在各自立场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这个理念令日本佛教的世俗化得到发展，在形成日本独自佛教方面，有着巨大意义。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与亚洲其他地区迥异的戒，使日本佛教趋于孤立。因此，中世前往中国的僧侣，尽管在比睿山接受了大乘戒，仅此，在中国不会被认定为标准的和尚。是故，甚至有的和尚带着在所谓东大寺接受了具足戒的假戒牒，前往中国。 明确说来，最澄的主张带有强制性，纵然阅读《显戒论》，也未必能说具有说服力。譬如，印度和中国主张大乘寺院与小乘寺院明确分开，自有其道理。最澄敢于提出那样的主张，是因为他没有充分理解中国佛教的实情，将其理想化了。 最澄未入长安，只求法于江南，没有充分理解中国佛教的实情，是最澄在这种论争中遭到批判的最大原因。最澄留下的《显戒论》，是关于大乘戒坛论争的资料，其中引用的南都方面的批判文章中，有如下论述： “入唐学生道昭道慈等，往逢名师，学行拔萃。天竺菩提，唐朝鉴真等，感德归化，传通遗教。如是人等，德高于时，都无异议。而僧最澄，未见唐都，只在”边州“，即便还来。今私造式，辄以奏献。其文浅漏事理不详。非紊乱法门，兼复违令条”[6]。 最澄对此的回答，是强调自己接受的教理的正统性与重要性： “最澄义真等，延历末年奉使大唐，寻道天台，谨蒙国德，台州得到。即当州刺史陆淳，感求法诚，遂付天台道邃和上。和上慈悲，一心三观，传于一言。菩萨圆戒，授予至信。天台一家之法门已具。又明州刺史郑审则，更遂越州，令受灌顶。幸遇泰岳灵严寺顺晓和上、和上、镜湖东岳峰山道场，授两部灌顶，与种种道具”[7]。 之所以限定于天台宗和密教，大概是因为二者每年的得度者皆可得到认可。最澄坚持说尽管自己没去过京城，但自己传播的是学自道邃与顺晓的佛法，可以信赖。 最澄只知道“边州”，这种批判也出现在《显戒论》中卷，批判意见指出，通常宾头卢（十六罗汉之一）被置于食堂，最澄却主张将文殊菩萨置于此处。南都方面批判道：“最澄只在边州，即便还来，宁知天下食堂。[8]”对此，最澄反驳道：“最澄向唐，虽不巡天下诸寺食堂，已见一隅，亦得新制。[9]”他批判南都方面“你们连边州都没见过！”实际上最澄看到的确实不过“一隅”，正因为如此，他反倒可以不拘泥于事实，让教理靠近自己自由思考的理想形态。 在与德一的论争中，德一称法相宗的论师为“中主”，称天台宗论师为“边主”，（《守护国界章》）并揶揄道：法相宗繁盛于长安，天台宗远离京城，位处江南。当时德一在会津，最澄在距日本京都较近的比睿山，二者比较，关系恰好相反，实在滑稽。故而最澄骂德一是“吃粗食之人”。 最澄求法于远离京华的江南，而且是落后的天台宗，此事一方面能够使最澄的自由思想得以展开，另一方面又构成了最澄的弱点，成为受批判的对象。特别是由于空海将在长安直接学到的新密教传到日本，最澄被迫须与空海平衡对应。对此，正如《显戒论》所表露的那样，最澄倾注相当大精力去主张自己的正统性。《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与《显戒论》同时献给了天皇，于是，为了证明最澄从最高的师傅那里接受了最正统的佛教，禅、戒、天台宗、密教四者分别展示了各自的谱系。然而，审视实际为最澄授业的师傅，如上所述，显然并非当时水平很高的高僧。 还有，现已明确知道《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的成形方面存在问题[10]。特别是祖师传记部分，人们认为继最澄之后，续笔很多。关于此事，最澄殁后，日本天台宗一边继续与真言宗、南都诸宗对抗，一边主张自己的正统性。因此，关于传承问题，流露出夸张与内容增广问题。尤其是关于密教问题，空海传来了中国中央地区最新的教义，天台宗方面传播的密教面临证明，即证明不劣于空海传播的密教。故此，一般认为，为了强化授教之师顺晓的权威，进行了大胆的夸大[11]。一般认为，仅靠如此权威化，还难以平衡对应，于是又强调全靠因圆珍与圆仁因入唐，才对密教进行了补充。 以上，以最澄为例，考察了他于唐代去“非佛教中心地”的江南求法之后的影响。虽说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但绝非简单事情。综上所述，这般复杂曲折的状况，还应该缜密地继续分析探究下去。 注释： [1]榎本涉：《僧侣与海商的东中国海》，讲谈社2010年版。 [2]奈良国立博物馆《圣地宁波》，特别展图录2009年版。 [3]末木文美士著，张翔译：《他者·死者们的近代》，Transview出版社2010年版，《异文化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复旦文史讲堂之一八面来风》，中华书局2008年版。 [4]据田村晃祐著《最澄》，吉川弘文馆1968年版。 [5]2007年11月2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作为论争的中心，围绕最澄思想概要，笔者做了演讲，题为《最澄的戒律思想--日本天台宗的形成与佛教的日本化》。 [6]《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第34-35页。 [7]《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第35页。 [8]《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第106页。 [9]《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 [10]福井康顺：《〈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新义》、《〈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承前》，收入《福井康顺著作集》第5卷，法藏馆1990年版。 [11]Jinhua Chen（陈金华）， Legend and Legitimation: The Formation of Tendai Esoteric Buddhism in Japan, Institut Belge des Htudes Etudes Chinoises, 2009。陈详细考察了夸大的过程，澄清了其过程，结论是许多资料系伪作，这一结论稍显走极端，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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