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我刚刚读到《梁山泊》一书时，颇有些意外。本书作者佐竹靖彦先生，是国际上声名卓著的中国史研究权威学者，学风严谨，成就斐然，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论述明代通俗小说《水浒传》的书来？不过，惊奇过后，稍一思索，又觉得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初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在中国开其风气的胡适诸人，不正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从事文学研究吗？佐竹靖彦先生能够在治史之馀，撰著此书，其实正是沿承着这样一种学术传统。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近代以来研治中国古代史富有造诣的学术前辈，大多都能够博及上下，融通文史。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欧美学者难以做到，就连日本和中国，学者所为，大多也只是狭而又狭的专门之学，很少有人能够兼通几个不同的朝代，或是不同的分支领域；若再进而求其出史入文之人，也就更为难得一见了。不过，佐竹靖彦先生却正是这样一位时下已相当少见的博雅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史两方面都具有广博的基础和深邃的造诣。
佐竹靖彦先生是我熟知的前辈学者，现年66岁，文学博士，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从19岁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读书时起，佐竹先生即开始学习汉语，两年后专门攻读东洋史，接着又在京都大学研读东洋史硕士和博士课程，先后师承于小川环树、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等著名学者。学位课程结业后，起初任教于冈山大学，自1977年起，长期执教于东京都立大学，直至近年退休。
在史学方面，佐竹靖彦先生的研究，涉及到中国史的诸多时期和领域，从先秦到宋元，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化观念、典籍校勘，都撰有大量著述，特别是对于唐宋经济制度的研究，成就尤为卓著，除了诸多学术论文之外，还著有《唐宋变革之地域研究》一书，在1990年由同朋舍出版；在中国古代典籍研究方面，则整理出版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等。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以外，佐竹靖彦先生还在日本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并于1991年创办国际史学刊物《中国史学》，担任主编，同时并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刊发文章，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增进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佐竹靖彦先生另与其他学者合作，召集日本学者编著出版《中国史学之基本问题》系列丛书，分为殷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有关中国史研究的重大基本问题。
在已经刊布的著述当中，并没有见到多少佐竹先生研究明清史的成果。不过，佐竹靖彦先生的研究，却始终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出发，来认识具体问题。即以其耗费大量精力所从事的唐宋变革研究而论，佐竹先生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即是剖析日本学者所云“近世”亦即宋代以来迄止清朝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发展历程。所以，佐竹先生不仅一直高度关注明清史的研究，甚至还十分注意现代中国的社会态势，曾在中国“文革”后期邓小平首次复出后，准确地预言了邓小平的再度去职与重新复出。佐竹靖彦先生十分注意由中国现实社会而向上溯求古代的历史问题，明清史自然成为其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眼光和背景，佐竹靖彦先生在研究《水浒传》并撰写《梁山泊》一书时，并没有像很多中国历史学者那样，过分集中于挖掘梁山好汉故事产生的背景时代亦即宋代的历史分析，而是将其放在从唐末直到明代这样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上加以考察，将其视作反映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
以唐末至明代的社会状况为背景，佐竹靖彦先生分析指出，唐代末年以来的社会变动和辽、金、元诸北方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压迫，是贯穿于《水浒传》中的两条基本历史脉络。佐竹先生以明容与堂刊百回本《水浒传》为体现作者本义的原本，分析指出，其前四十回，可以视作《水浒传》的第一部分内容。在这一部分，一方面，集中描绘出唐末以来出现的庶民社会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社会行为方式，而这一社会变动更具体的体现，则是本来施之于罪犯身上用作囚徒认证标识的刺青纹身符号，这时已被改用为英雄好汉的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水浒传》中所描述的杨志、张顺等人的行为，与杨家将故事具有直接关联，是汉族人士反抗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压迫的意识和行为，在《水浒传》中的反映。作为一位富有造诣的历史学家，佐竹先生为论证唐末以来社会变动在《水浒传》中的反映问题，在书中着力考述了“一丈青”这一绰号的语义及其来源，不管是考述的深度，还是着眼点的广阔，都超越了以往学者的研究，体现出精到的学术见识。
梁山泊是将一个个行侠者和反抗者结合起来的英雄天地，宋江对朝廷的忠义和李逵对朋友的忠义，则是这些英雄好汉得以结合成为一个集团的最高价值理念。从第四十一回到第八十二回，可以视作《水浒传》的第二部分内容。梁山英雄聚义的过程和理念，都投射着明初汉族政权复兴历程的映像。接下来从第八十三回到第九十回的征辽和九十回以后的征方腊，有更多的虚构成分，这两部分内容，在历史背景上，与朱元璋的起家经历、明初汉族民族意识的增强，息息相关；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同《西游记》的产生一样，与明代社会上盛行充满道教色彩的艺术幻想相关联；而明代王府盛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活动，则为加入这更多的虚构成分而使得《水浒传》一书最终能够产生，提供了文艺基础。
佐竹靖彦先生在后记中称自己的新见为“假说”，这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不过，在《水浒传》这样的名著研究中，提出诸多全新的见解，并不容易一下子全部被人接受。譬如，佐竹先生提出，较早讲述梁山英雄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其成书时间，要晚至明代初期，而在中国学者看来，此书出自元代，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今存台北的黄丕烈旧藏本，虽说题作“宋末建刊本”并不可信，但到底有没有晚到明初的可能，似乎还可以再加斟酌。
学术需要在交流中向前行进。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难免会有不同看法，但读者都会看到，《梁山泊》既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学研究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佐竹靖彦先生的《水浒传》研究，其在研究视角上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更重于具体的看法。在中国翻译出版这部著作，一定会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特别是贯通文、史研究两大界域，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梁山泊》一书是以历史学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名著，佐竹先生近日刚刚又出版了一部《刘邦》，是以文学的笔法写历史人物传记，文笔生动而新见叠出，在贯通文史这一点上，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共臻其妙。希望很快也能够有汉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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